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体制分析(2)

往往造成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市场要求、质量低下，一方面产品在仓库里积压，另一方面，老百姓在市场上又买不到所需的商品。这种依赖行政计划实现资源的配置与协调，正是低效产生的制度根源。也就是说，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导致全社会高投入、低产出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仅仅只是隶属于政府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不论宏观还是微观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都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企业只是机械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从事非赢利性的生产活动。国家与生产单位之间的“连带关系”导致了预算约束的软化，而预算约束的软化是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效益低下的基本原因。由于软预算约束在实质上是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因而使生产单位的经济核算流于形式，而不能成为有效的行为约束。既然生产单位的生存并不取决于收益与成本之差，其增长和发展所需的投资也不依赖于内部资金积累，不对投资损益负责，对利润也不具有索取权，企业自然就不会关心资产的营运效率及增值。在这种企业国家化、投资软预算化的体制下，各生产单位盲目地上项目、争投资，结果就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了高投入、低效益的甚至是负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另一方面，微观上，企业作为国家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一切经济活动都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计划安排。由于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压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久而久之，微观经济运行失去了应有的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自我循环的功能，整个经济体制毫无生机和活力。由于企业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只关心是否完成计划产值，必然导致科技发展缓慢、劳动效率低下，从而造成在科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价格机制的扭曲，丧失了其应有的激励和调节作用，导致低效综合症。集权体制下，价格由国家行政垄断规定，且长期不变，产品定价既没有反映出各种资源和商品相对稀缺的程度或供求状况，又不能反映生产者的真实成本，至多只是一种名义的计算手段或结算单位，其所固有的调配资源、平衡供求、分配利益、指导消费等基本职能受到了限制和破坏。对生产单位而言，价格对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极低，对劳动者而言，工资的固定性对劳动者工作态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起到抑制作用。结果导致劳动者消极怠工，技术守成等行为，导致生产低效率、组织低效率等一系列低效率综合效应。不仅如此，由于价格扭曲，政府对一些重要的基础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实行抑制性低价，不仅造成国家财政补贴负担过重，影响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成为苏联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原苏联虽然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其科技基础甚至一度超过了国际水准(20世纪80年代末，原苏联科技人员为150万人，相当于世界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3])，但遗憾的是，巨大的科技潜力，与促进企业向现代化的劳动组织和经营方式转化、促成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经济增长之间缺乏内在的转化机制。传统的经济体制，不能保证把科技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1983年，在苏联申报的所有专利中只有1/3在经济中得到应用。虽然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出现的“资源和技术压力”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了客观要求，但却长期得不到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因素的相呼应，反而陷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桎梏”之中。 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不仅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要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确立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使资源由非市场化的低效配置转向了市场化的高效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企业和居民，其中主要是企业，企业是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为主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和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根据市场各种信号，特别是价格信号反映的商品和要素的供求情况，调节生产和需求，使资源在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之间进行有效分配。

市场配置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来实现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对企业而言，是有偿使用资金，还本付息的压力促使其必须有效地运用资金、慎重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所以，企业追加的投入必然是科技含量高的高效率投入，而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等各要素的投入，必然会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的全面升级换代，使科技成果转化为国民经济现实的高效率增长和发展。同样，对银行来说，银行作为独立的法人，实行企业化经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必然关心资金借贷方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律，优胜劣汰。通过对供求关系的协调，促进各利益主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不断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技术不断进步、组织结构不断创新，劳动者素质也不断提高，从而实现各要素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本、劳动力要素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而在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的趋势中，经济就实现了集约化增长。

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源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基础，体制因素对增长方式的制约作用超过了要素改善、技术进步等一般经济因素，而成为根本性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衍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同样，也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才能依靠集约化经营来实现。在制度或体制低效运转的情况下，其他任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都将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益的。

三、俄转轨以来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欠缺性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改革实践使人们意识到，只有抓住体制因素，才能找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因此，俄罗斯独立后，作为原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抛弃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面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众多方案，俄罗斯采取了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企图在最短的时期内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但是，由于所采用的“休克疗法”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不符合俄罗斯国情，改革不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反而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指标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以上，其下降幅度超过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之总和。而且改革还导致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下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支付危机、投资危机的长期深化。

同样，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轨后，生产方式仍是以粗放经营为主。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由于国家经济衰退，造成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国内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比重和新技术采用率不断下降。所以改革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局面，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平

均比工业发达国家低80%~83%，比新兴工业国家低67%~75%；农业劳动生产率更低，按该部门人均就业者计算创造的增加值，俄罗斯比主要西方国家低93%~95%[4]。

体制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非只是简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它伴随着复杂的结构与制度调整、社会与政治等方面的相应变化，以及发展经济的政策工具的转变。政策调整需要时间，调整后的政策作用真正使效率提高更需要时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可以说是基点，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性价格的波动和生产要素的转移来实现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固然重要，但健全的市场基础也必不可少。因为生产要素的转移要求由一个包括商品市场、特别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在内的运行有序、畅通协调、完整的市场体系，使资源能在充分流动的基础上实现优化配置。所以引入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建立产品市场，而且需要健全的劳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等基础设施。

只有市场体制健全了，价格信息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功能才能正常运转和发挥其应有的对经济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功能，才能将整个社会的微观与宏观、企业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等市场主体相互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市场运作系统，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有关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相应的制度设施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发挥作用。首先，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以及产业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都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其次，私有化改革的特殊性决定它不仅要花费较高的财政和社会成本，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如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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