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理论题库答案(7)

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唯一性、普遍性；他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费耶安本德虽然拒斥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原则，但并无意取消所有规则、标准和方法论，而是旨在将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容纳近来。利用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安本德对认识论中的理论与事实相符的符合论和根植与科学与非科学的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发难。

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挑战对象是传统哲学史。后现代哲学编纂学家揭露了传统哲学史观的缺陷：一是传统哲学史观过分强调了哲学的思想特征，忽略了哲学的修辞特征。二是传统哲学史观的再现观念和再现主义标准。三是它的非历史性。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进而对传统哲学史的原著概念和作者真实意图观念进行了摧毁和瓦解。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的大致轮廓：1.它的主旨是用哲学史编纂学取代传统的哲学史、2.它否弃传统的连续性、进步观念。3.它强调哲学史是解释的历史4.强调哲学的修辞特征 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存在美学，对美学的典型的态度是绝口不谈，保持沉默。而事实上，后现代美学是一种美学。后现代美学首先向美学霸权主义发动了挑战，其次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然后对传统美学

LB论述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P108

一、吉登斯发展了韦伯的阶级概念并进而提出了阶级结构化理论，就是试图以强调“社会实践”来把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采用结构化概念来分析当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解答，现代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各阶段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他的分析是强调阶级结构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和个人及群体的社会行动，如何构造了阶级结构和它的特征。

二、吉登斯的阶级是由市场能力来进行划分的，他所说的市场能力包括三方面的因素：（1）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2）教育和技能资格（如学历）的拥有状况；（3）体力劳动能力。吉登斯认为，阶级的形成——他所谓的阶级结构化——既取决于客观地位状况也取决于主观意识过程，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吉登斯把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阶级结构化。

LA什么是职业声望研究P72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P76，你认为这类研究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它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性

答:

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社会地位的差异与经济地位的差异一样极受关注。社会地位，有 时也称之为社会声望，指的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综合性价值评价， 换句话说，是个人或群体所受到的社会尊敬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声望地位的高低不同， 体现了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经济地位差异相比较，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具有更强的 稳定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韦伯在其著名的“阶级、身份和政党”（Weber 1966, 21）一文中，

对经济分层（阶级）与社会声望分层（身份）加以区分并进行比较。他认为，社会声望分层 是由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态度和行为 方式有直接影响，而经济分层对这些方面的影响则不那么直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

发展了韦伯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当经济差异导致了社会差异，或者说，经济分层与社会声 望分层相吻合，社会分化才得以结构化，即产生了阶级或阶层，以及形成了阶级结构或阶层 结构（Giddens 1973）。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社会声望分层是社会整体分层的 一个重要维度，对于声望分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系统地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分化 趋势和社会分层特征。

社会声望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特别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 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社会声望及其分化现象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国学者一般是通过职 业声望调查来研究声望分层，这样只能对少数职业（一般是几十个职业）进行职业声望等级 排列，但不能测量所有的职业群体或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声望地位，从而也就无法描述和分析 整个社会的声望分层体系。本文期望能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利用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尝试对所有的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人口进行系统的声望地位测量，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的声 望分层体系，并发现当今的中国声望分层与以往中国社会声望体系以及西方社会的声望分层 的异同。

本文采用的社会声望分层的指标和测量方法基本上参照西方社会学界的主流模式，即： 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推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计算公式，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61种职业群 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和所有16-70岁非学生身份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再以 此为指标，分类出声望分层的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等级，由此描绘出当 代中国声望分层的基本形态。

除了对当前中国社会声望分层提供一个系统描述以外，本文的研究还期望能对这一领域 中的重要观点加以检验，对其研究方法加以推进。首先，有关声望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 观点或争论，是Treiman提出的工业化普遍主义的（一元化）价值与Goldthorpe等人提出的 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冲突的（多元化）价值的理论之争，本文通过数据资料的分析来检验 这两种观点，即：现今中国人的声望地位评价体现出的是普遍一致的工业主义标准还是受利 益主导的、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第二，Blau和Duncan、Treiman以及Hauser和Warren 对于决定人们声望评价的因素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推算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公式， 发现决定中国人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第三，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计算出中国的社会经济 地位指数，由于缺乏这一量化指标，对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的研究（如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分 析）受到很大的局限，本文改进了Blau和Duncan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公式，推算出具 有较高解释力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以后对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 具。

一、社会声望的测量：理论与方法

社会声望测量也被称之为社会地位等级测量，因为它是采用高低等级测量的方法分类出 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研究者通常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身份地位或声望高低等可以量化的 指标，划分出一些等级性的界线，把个人归类为高低不同的等级群体（Nisbet 1959; Clark and Lipset 1991; 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3）。

社会声望测量的研究最初是基于帕森斯（Parsons 1954, 77）对阶级所下的一个定义：阶 级是指在有着相互关系的联合体（kinship unit）中享有同等价值评价的一群人。这类取向的分层研究开始于二战后的美国社区研究（Warner 1949）。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社区内人们相互之间的声誉评价高低（reputational equals）来进行等级分类：比如上上阶级、上中阶级等等。

当这种测量方面从社区范围扩展到全国的分层系统时，测量指标不得不发生改变，因为全国 性的调查无法获得人们相互之间的声誉评价。于是，学者们发展出两类测量指标——职业声 望测量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来进行全国范围的声望分层。

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做的主观评价。职业声望测量一般是采用如下方式：列 出一些职业，让被调查者按好坏程度进行评价或按高低程度进行等级排列，研究人员再对这 些好坏程度评价或高低等级排列赋予相应的分值，然后计算出每个职业的声望得分，再根据 得分的高低排列各类职业的声望等级，由此观察声望分层的基本规则。1950至1980年代的 四十年里，职业声望测量在分层研究领域十分盛行，大批的分层研究者都在进行职业声望的 测量并进行国际的比较研究（Treiman 1976; 1977; Grasmick 1976; Inkeles and Rossi 1956；Hall and Jones 1959; Hatt 1950;），职业声望的测量似乎成为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的论题，在某些学者看来，社会分层就是职业声望的等级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另一种测量人们社会声望地位的指标。由于职业声望的测量只能获 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而无法得知所有职业或所有社会成员的声望位置，这不能满足社会 学家进行社会声望分层的需要。于是，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达德利·邓肯（Duncan 1961） 设计了一种方法，用以估计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邓肯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所获得的各类职业 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 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即权数），然后，应用这一回归方程，求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1。采 用这种方法所求出的声望得分，实际上是根据每一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估计出来的，因 此，它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为社经指数（SEI），即收入代表经济地位，教育代表社会地位，SEI就代表了人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彼特·布劳和邓肯后来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Blau and Duncan 1967 118-24）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用45种职业声望调查取得的收入和教育权数，估计出446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根据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又把这些职业归类为17个社会地位等级群体。这之后，许多社会学家都采用布劳和邓肯的方法（或者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估计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公式，根据计算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进行社会声望分层。同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不仅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而且，它也被广泛运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研究中。 在相当长时期里，采用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的社会声望测量研究一直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尤其在美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居于主流地位，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许多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最近十年来，社会学家对社会声望测量的兴趣开始减弱，但仍有许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而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对此仍保有浓厚的兴趣，社会声望测量（主要是职业声望测量）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最重要的研究视角之一（参见折晓叶、 陈婴婴 1995；许欣欣 2000；蒋来文 1991；蔡禾、赵钊卿 1995； 叶南客 1997； 李强、 宋时歌 1998等）。但至今为止，国内学者（包括国外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学者）都没有尝 试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或类似指标进行声望分层，而且，他们进行的职业声望调查大多也 仅限于城镇居民。因此，对当代中国的声望分层的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还处 于初步阶段。

2、职业声望测量

西方社会学家发展出许多职业声望测量技术，不过，国内研究者大多采用较为简化的测 量方法：列出几十类职业，让被调查者评价，并赋予分值，计算出各个职业的平均得分（许 欣欣 2000；蒋来文 1991；蔡禾、赵钊卿 1995； 叶南客 1997； 李强、宋时歌 1998等）。 这种测量方法有一个局限，即测量的职业种类不能太多，如果列出过多职业，将使被调查者 进行职业评价时感到困难或厌烦，降低调查资料的效度。但是，如果列出的职业种类太少，

又达不到研究职业声望的目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了林南和叶晓兰（Lin and Ye 1997）设计的分组职业声望测量方法。本研究共选择了81种职业进行声望测量，这81个职 业随机分为8组，每组共11个职业，其中一个职业——小学教师——在每一组中都出现， 另外10个职业每组不同。所有的被调查者也被分为8组，每组被调查者只需评价一组职业 （即11个职业），把11个职业进行高低等级排列，排在最高的职业赋值11分，排在最低的 职业赋值1分。为了把8组职业评价整合在一起进行比较，把每一组都出现的职业——小学 教师——做为参照职业，对各个职业的得分进行标准化转换，转换后的得分再重新赋值，使 各职业得分在0—100分之间。最终取得的职业声望得分经过了两次标准化转换。第一次标 准化转换是为了把每个组中的11个职业的得分排列整合起来，转换成为81个职业统一的得 分排列。标准化转换的公式是： Z=（X—δ）/ (S/√n)

其中，X是某个职业在其所在组中的平均得分，S为其标准差，δ为这一组中的参照职 业（小学教师）的平均得分， n为样本数（这一组被调查者数）。转换后81个职业的得分 在 –50.00至96.22之间（最低分为–50.00，最高分为96.22），其中小学教师是0分。 第二次标准化转换是为了让所有职业的得分处于0至100分之间，这样便于职业声望分值的比较观察。转换的方法是：把最高分（96.22）和最低分（–50.00）分别赋值为90分和10分，并建立两个方程： 90=k(–50.00) + b 10=k(96.22) + b

根据这两个方程，分别求出k=–0.55，b=62.65，然后把k和b代入下列回归方程： Y（职业声望得分）=(–0.55)X + 62.65

其中，X为第一次标准化转换的得分，利用这一公式可以计算出每个职业的最终职业声 望得分。这种职业声望测量方法虽较为复杂，但能取得较高的效度。 3、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来加以测算，欧美学者一般是采 用布劳和邓肯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公式，即以每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并乘 以相应的权数进行计算，这意味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低。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之所以能够作为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是因为布劳和邓肯发现，基于教育和收入这两个变量估计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基本上与人们对职业声望的主观评价相一致。比如：布劳和邓肯（Duncan 1961；Blau and Duncan 1967 118-24）用教育和收入推算 的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这些职业的声望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1，其方程 的R2值为0.83。这意味着，人们对各种职业的声望评价基本上是依据这些职业的收入和教 育水平，换句话说，收入和教育水平决定了职业声望的高低。如果职业身份是一种最重要的 社会身份标志，或者说，职业声望就代表了社会声望，那么，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就可以代表 人们的社会地位。

有些学者采用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测算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不过这些回归方 程的解释力较低。林南和谢文（Nan and Xie 1988，830）利用1983年北京市职业声望调查 数据估计出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方程是： EII3=-5.188+13.874*教育+0.262*收入，

这一方程的R2值为0.72。许欣欣（2000，82）用1999年城市居民职业声望调查估计的方程 为：

EII=5.622+15.816*教育+0.763*收入，方程的R2值为0.765。 尽管这两个方程的R2值不能说很低，但由于这两项研究用于估计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职业分类很少4，没有像布劳和邓肯那样把45项职业的声望分值代入回归方程，同时，也没有利用

估计出来的回归方程计算更多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像布劳和邓肯那样推算出446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方程的解释力较低。布劳和邓肯设计的这种测量方法，可能较适用西方社会，而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地位分层解释力较低。与西方社会相比，当前中国人对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更为复杂。为了提高方程的解释力，林南和谢文及许欣欣都对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加以改进。林南和谢文在方程中加进“是否非体力劳动者”这一变量，许欣欣则在方程中加入权力变量。新变量的加入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方程的解释力，林南和谢文的方程R2值提高0.02，许欣欣的方程R2值提高0.06。这表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不仅取决于收入和教育，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也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评价。在已有的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加以改进，获得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方程，估计出161种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所有非学生身份的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由此确定每一个人的声望地位，并进行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

本研究设计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骤是估计出有哪些因 素影响了人们的职业声望评价；第二步骤是根据这些因素预测所有职业和所有社会成员的社 会经济地位指数。

本研究的职业声望调查，根据人们的主观评价，获得了81种职业的声望得分（参见表2）。同时，我们也收集了被调查者的职业身份、收入、教育水平及其它相关信息。5860个被调查者（非学生身份的16-70岁人口）的职业身份含盖了81种职业中的75种，只有6种职业（市长、国务院部长、电影明星、体育运动员和殡葬场火化工）没有被我们的调查所抽中。我们以75种职业的声望得分作为应变量，以这75种职业的月收入和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与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一致），估计出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方程，但这一方程的解释力较低，R2值为0.64，方程所预测出的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职业声望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教育和收入的权数分别为3.496和0.589，其回归方程如下：

职业声望Y＝10.868＋3.496*平均教育年限＋0.589*平均月收入（百元）

这一结果说明，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因素，对于中国人的声望地位评价能提供约三分之二 的解释。同时，数据显示，同样职业的人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上差距较大，尤其在收入方面， 有些职业的收入的标准差接近或超过均值。这一点与西方社会很不同。在西方社会，相同职 业的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较为接近。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不同，同样的职业在不同地区、不同 行业部门对文化水平有不同的要求，经济报酬也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仅以职业的平 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来估计职业声望或社会地位，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显然，除了收入和教育 这两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些与职业或工作相关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声望地位。

在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对于同样的职业，但处于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 3 EII表示教育收入指数（education-income index）,与社会经济指数（SEI）是一个意思。 4林南和谢文分了7类职业：1）专业人员；2）管理人员；3）办事人员；4）制造业、交通业及类似工人；5）销售人员；6）服务业人员；7）其它。许欣欣分了15类职业：1）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2）企业负责人；3）党政机关科级以下干部；4）企业一般干部；5）企业技术人员；6）其它专业人员；7）大学教师；8）中小学教师；9）科学技术研究人员；10）工人；11）个体劳动者；12）工人；13）无固定职业者14）退休干部；15）农民。

同行业部门，人们给予的声望评价是不同的。同时，权力因素也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评价。另 外，有少数职业被人们特别看不起（如保姆、捡破烂的人等），尽管其收入并不一定很低， 其从业者的文化水平与其它非技术性工作的从业者之间差距也不是很大。如果仅以各职业的 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来预测其社会地位，那么就可能高估它们的位置。基于这些考虑，我们 对原有方程加以改进。除了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变量以外，我们在方程中增加了三个因素：1） 权力因素，包括3个虚似变量――是否是单位的最高管理者、是否是单位的中层管理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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