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版超全完整版笔记(11)

研究生入学考试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１、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２、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言志。有少数叙事史诗，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此后，我国诗歌沿《诗经》抒情言志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现实主义。《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李白；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陆游到黄遵宪。

四、“比兴”、寄托。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就成固定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发展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五、体裁结构、语言艺术。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四言诗创作；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一）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卜辞所记内容包括祭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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