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湖北教育的转型(3)

　　由此表2可知，高师课程结构体现了师范教育专业化的要求。民国初年教育部规定，高师本科从清末的四部增加为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六部。各部共修的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5门，分习的专业科目7门左右。例如，国文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等；英语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英语及英文学、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等；历史地理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等；数学物理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国画、手工等；物理化学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图画、手工等；博物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农学、化学、图画等。另外，各部可以加授世界语、德语、乐歌为随意科，英语部可加授法语。教育学科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使教育专业化要求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由于“预科一年期满，未奉饬准增给经费，当即秉承部示减少部数，只开英语、史地、数理、博物四部，将原招预科各生分入肄业”[11]。在课程的安排上，课程整齐周密，课时减少。不仅预科的学科人人必须学习，就是本科各部的课程，除极少数随意科目外，也都是学生所必修的。以本科历史地理部为例，民初开设课程有：伦理学、心理学及教育学、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英语、考古学人类学、体操等9门。与清末分类科的史地类相比，增设了考古学、人类学、体操，取消了经学大义等封建伦理课程，课程较过去相比虽然门类相同，但每周授课从清末的36小时减为28至29小时，减少地7至8小时。这些改革，不仅能使学生学到较充实和系统的先进科学知识，而且减轻了学习负担，使师范生有了一定的课余活动与课外阅读时间，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十分有利。

　　民初的高等师范课程设置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这一统一性当然含有中国传统教育大一统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由于民初的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特殊性的强调。民国初年，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师范学校为培成中等教员之机关，不可不出以慎重。”由此，教育部确定了“高等师范学校之设置采集中主义”的方针。从学校的设立到教学科目的安排概由国家统筹安排。可见，正是由于对中等师资培养特殊性的强调，而导致国家对高等师范课程的强行规定。民初对高师课程安排的强硬性也体现了其特殊性。当时学校没有课程设置的自主权，学生也没有依个人兴趣爱好而选修课程的余地。学校课程的主体是必修课。虽然在各类各部也列有l至2门课程的随意科，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修课，只不过是可修可不修的课程；而且周学时每年都为36学时，学生基本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特点体现了国家对中等师资培养的高度控制。教育理论课程的安排更是高等师范课程的特色所在。

　　此外，光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教育科学的素养。民国高等师范课程设置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较好的做法。如民初的高等师范学校在本科教育中开设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其内容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等课程，并分布于本科的各学年中。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课程则包含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学法、中等教育、教育史、教育行政、儿童及青年心理、参观和教学实习等内容，共占34个学分。《师范学院规程》则规定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中等教育和普通教学法4门课程，共占22个学分，分布在前三年中开设。这样的安排思路突出了师范教育的特色，使各学科的师范生都能较全面地了解教育理论，在学习过程中始终能受到教育理论的熏陶。此外，教师基本技能的训练也是高等师范课程的特殊性体现。《师范学院规程》中规定教学实习占16个学分，其特殊性于此可见一斑。这些充分体现出了民初师范教育的转轨轨迹。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当时的师范教育除心理学、教育学以外，没有研究各科教材教法的科目，不利于师范生的学科教学专业训练。而且教学实习完全置于最后一个学期，理论与实践不容易相联系。这是其不足的地方。

　　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效法日本的模式，正如《现代师范学制的流弊及其改革法》一文中所言：“我国高师的规程和课程标准，在民国二年春间颁布。所定年限、分部、科目和日本的高师也大致相同。日本定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分本科为国汉文部、英语部、地理历史部、数物化学部、博物部。合诸我国，很有如影随形的样子。”[12]政府在制定教育法规时的这种效法，虽引来不少质疑，但是在辛亥革命后那段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内，其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学制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出于各方面考虑，国民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师范教育的。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期间，是高等师范教育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进行改革。1912年3月19日，孙中山令教育部通电各省，将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学堂改称为学校，与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一并开学。文中指出：“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13]民国政府教育部1912年9月29日颁布的《师范教育令》，1913年2月24日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3月27日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文献，对师范院校学生的修业年限及课程设置等作了新的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师范教育制度。

　　这种教育制度一直持续到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制”，通称“新学制”。这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包括高等师范教育，由“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变。

　　“新学制”第22条附注：“依旧制设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14]。依据原学制，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较之普通大学少了两至三年的学习期。而新学制颁布后，师范大学与一般大学程度相等了。也就在“新学制”颁布后不久的192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武昌师范大学而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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