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湖北教育的转型

　　摘要：清末民初，在优越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对于新式教育人才迫切需求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湖北地区的新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并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辛亥革命后，师范教育越发受到重视，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教育转型与新式教育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民国政府在改革学制的同时，在国内重点兴建了六所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新式教育人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凭借湖北地区良好的教育基础，锐意改革，成为当时国内高等师范教育的典范，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新式教育人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同其它学校一起，为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以及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教育转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2.026

　　从晚清到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而辛亥革命不仅是这一过渡期内的重要转折点，更是近代中国教育实现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作为首义之地湖北地区的教育，在这种推动力的影响下，积极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以此时湖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高等学府——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切入点，探究了晚清至民国初期湖北地区的教育状况，以及教育转型所留下的痕迹，剖析了辛亥革命对湖北教育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辛亥革命前后教育转型的动因

　　近代以降，湖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较上海、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而言，稍有迟缓。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北地区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与宋、鲁两国并列为全国三大文化教育中心。而随着洋务运动在湖北地区的蓬勃开展，本地区的教育也再次迅速发展起来。在张之洞的大力倡导下，自强学堂等一批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式学校得以创办，并培养出一批新式人才，这在国内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湖北地区的教育能够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代湖北地区的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得益于湖北地区所具备的优良的自然及经济条件。湖北地处华中要冲，地势平坦，江湖密布，气候温和，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密布的水系。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地，自古便有“九省通衢”及“千湖之省”的称谓。加之该地区物产丰富，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经济条件优越。而汉口在清初便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成为华中地区的贸易中心。清末卢汉铁路的竣工和粤汉铁路的部分建成也使得武汉水陆交通并举，为武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殊的区位优势使得四方的经济、文化在武汉地区交汇、融合、碰撞，不仅使武汉成为文化教育的重镇，造就了荆楚大地“惟楚有才”之美誉，更对整个湖北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对此，张之洞曾赞誉道：“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1]

　　其次，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为近代以来湖北地区的教育转型提供了思想前提。19世纪中叶以来，外国势力借助其坚船利炮闯入了中国。伴随着人民的屈辱和痛苦，统治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始逐渐瓦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也渐渐解体。在地处东西枢纽及南北要冲的湖北，这种痛苦体现得尤为显著。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汉口开埠，并于1862年设立江汉关。随后，湖北的沿江城镇宜昌（1877年）、沙市（1896年）相继被迫开放。外国的工矿企业、洋行、学校、医院遍布武汉三镇。至辛亥革命前，外国在汉工厂达40多家，洋行130多家，银行也不下10家[2]338。在外国势力不断的渗透和控制下，湖北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而由其支撑的封建教育体制日益受到现实的冲击，湖北地区有识之士的思想被这种社会巨变深深地触动，张之洞深感“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3]。以此，新式教育呼之欲出。

　　再次，清末洋务运动在湖北地区的兴起，为湖北的教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官员受到国耻刺激，卓有成效地在湖北实行改革，建立起一系列的近代工矿企业，先后有汉阳炼铁厂（1890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湖北织布局（1893年）、湖北纺纱官局（1897年）、湖北制麻局（1906年）在汉设立，为湖北的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工矿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从1882至1891年，汉口贸易收入为358000000海关两，1892—1901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494076939海关两，比上一个10年差不多增长了40%[2]352-353。

　　通过洋务运动带来的一系列经济上的变化，为湖北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其中的教育转型更是从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受益良多。据统计，清末湖北教育经费为：1905年白银128万余两，1907年204万余两，1910年188万余两。湖北省的教育经费，连续数年在全国23个行省中位居前列。

　　进一步而言，湖北地区的教育之所以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艰难地进行着转型，除了以上所述三点基本原因外，更有现实的因素掺杂其中。首先，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需求。一批近代工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新式实用人才。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所以，他立志“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4]。湖北自强学堂（现武汉大学的前身）的建立就是要培养急需人才，为湖北的现代化服务。其次，列强的侵略也深深刺痛了湖北人，在洋务运动中，许多涉及核心的技术和管理岗位，必须请外国人担任，机器、原料等也大量来自海外，外商的任意欺负和宰割深深刺激了国人的心理。教育，特别是新式教育，涉及技术、外语等显得异常急需，因此，在这种需求中，湖北新式教育迅速崛起。再次，传统的教育已远远无法满足湖北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只是培养忠心于封建社会的仆从，严重脱离了生产和生活实际。新式教育产生之前，湖北省仅有78所官立学校，教学内容为儒学，仅应付科举考试。新式学堂的开设，逐渐代替了这些老式官学，为本地区教育的转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综上可见，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依靠优质的教育资源，令其成为中央政府设置高等学府的首选地之一。于是，北洋政府于1913年7月开始筹备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1月正式开学。这所学校成为湖北地区众多高等院校中的佼佼者，其教育思想和教学质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以上足可见湖北在全国教育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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