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解读】凭借一腔爱的血液,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当两位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的一切,展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切以及她美丽高尚的人格。 【素材链接】居里夫妇得到7万法郎的诺贝尔奖金,居里夫人还得到了5万法郎的欧西利奖金。她将一部分奖金存入银行,补贴家用和自费招聘一位实验室助手,把其余一些奖金捐助了一些学术团体,又给教过她的一位贫困的法国教师汇去一笔旅费,让老师能重游故乡。按下来,居里夫人把她千辛万苦提炼出的镭(价值100万以上法郎)赠送给了研究治癌的实验室。有人劝她把这些财产留给两个女儿,居里夫人说:“我希望女儿长大自己谋生,我只留给她们精神财富,把她们引上正确的生活道路,而绝不给她们留金钱。” 【“坐”在人生边缘】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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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素材解读】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我和谁都不争”,就是拥有这样淡泊名利之心,杨绛“坐”在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素材链接】钱学森是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一生做人都坚持四条原则:第一,不题词;第二,不为人写序;第三,不出席应景活动;第四,不接受媒体采访。 钱学森不给任何人题词,不留美名,更不留骂名,平平淡淡,活得坦然。不为人写序,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钱学森知道,这样的“借名”者,多是拉大旗作虎皮,不想在学术研究上坐“冷板凳”,只急着要一举成名。钱学森成就卓著,却从不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考水力学,6道题全答对了,老师给了他100分。但钱学森找到老师说:“有一个字母,不应该简写,我简写了,必须扣掉4分。”最后,老师给他改为96分。在国防部五院时,钱学森最初是担任院长。不久他给聂帅写信,要求改“正”为“副”,以便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就这样,当了一时院长的钱学森,又改当副院长。20 世纪90年代初,深圳有一位老板,要为钱学森立功德碑和塑半身像。钱学森听说后,坚决反对:“一个还活着的人,怎能定其功德?又怎能塑像?”
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 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 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 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 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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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 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 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 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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