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改进社会分配和消费模式,提高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马克思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还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遗迹,即社会还不得不按照人们劳动能力的差别进行分配,劳动能力强的人还拥有某种分配上的特权。我国尚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收入更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对于纠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提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却又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问题。这种差别不仅仅是由人们在劳动能力上的差别造成的,而且涉及到新旧体制交替、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等诸多因素。我国在缩小贫富差别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改进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国企的工资高限、关注民生、重视扶贫等,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目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把鼓励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杠杆。内需的扩大不仅需要采取优惠消费者的政策,克服传统的保守消费观念的束缚,而且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购买能力,避免出现高收入者消费趋于饱和、低收入者缺乏消费能力的现象,繁荣国内市场。消费不仅是劳动产品的最终实现和完成,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而且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表现。从整个社会而言,人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消费能力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发展,而消费能力的发展又会把人的生产能力扩大地再生产出来,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四,发展公共领域,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民主政治与之相适应,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条件。公共领域对经济和政治起着既分离又联结的中介作用,发展公共领域有利于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公共领域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相互对话和辩论、寻求共识的领域,是人们锻炼和提高参政议政能力、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场所,是党和政府了解民生、民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渠道。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各个利益群体将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意愿,把达成的共同意见和建议反映到政治机构,体现在立法和政策上,并对党和政府实行监督。在我国,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但是,我国的公共领域尚处于培育阶段,近年来,尽管各种民间组织和群众性社团不断增加,但它们的数量还有限,独立自主能力还欠缺。公共领域的不发达使得政府可以避开公共领域与企业直接联系,这为权钱交易的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腐败造成不合理的资源配置,阻碍经济的发展,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社会公正。为了有效地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法律和道德约束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公共领域,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受到公众的监督。
其五,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人的素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也不断增加。与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生产劳动相比,精神文化活动更能体现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物质生产劳动受着人类维持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是必需进行的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固然离不开物质生产的基础,但却摆脱了劳动的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才能,在科学、艺术等方面自我丰富、自我实现。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我国正在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加各种文化设施及其使用率,创造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努力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充分发挥教育在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中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的价值观念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高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腐朽观念的侵蚀,牢固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是精神文化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随着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多样化发展的表现。我们应该加强思想观念上的交往与沟通,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中寻求共识,将其汇聚和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从而形成巨大的精神凝聚力,引导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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