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2)

    （二）对执行活动实行内部监督的弊端

    １、内部监督约束力较差，往往流于形式，且多暗箱操作，易滋生司法腐败。
    尽管法律规定，上、下级法院是监督关系，但在现实中，这种关系已明显表现出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一旦法律上的监督关系演变成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后，法律监督与制约能力就会大大削弱。作者并非否认审判机关在执行上的审判监督职能，但这种监督是一种局部的、对内的、有限的监督，与其说是监督，倒不如说是业务指导。检察机关是专职的法律监督机关，它所行使的检察监督权，无论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从监督的法律严肃性来讲，比审判机关的内部监督更具权威性。我们知道，在刑事立法中，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权力，对整个执行过程进行动态监督，使执行活动置于阳光下操作，确保刑事执行的公正、合法。但在民事执行活动中法律排除了外部监督，其产生的弊端是这种监督职能由审判机关独自享有，那么在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审判机关往往会考虑维护自身形象、自身利益等因素，司法公正的价值观难以得到保障，且自我监督的模式必然会导致对违法现象的“心慈手软”。这一点，从《规定》第１３６条仅有的法律责任条款中可以明显看出：“下级人民法院不按照上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决定或通知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作为一部专门规范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件，该《规定》在制定时竟没有考虑到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执行，甚至是枉法执行的情况，执行人员享有“权”，而无“责”，这势必会引起行使权力时有恃无恐。这样的规定，显然不是基于实践考虑的，明显地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有意回避，甚至否定执行过程中各种违法，甚至职务犯罪现象的存在。

    ２、由于基本法在执行监督立法上的空白，使审判机关完全有理由认为执行监督是自己内部的事，从而产生对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强烈的抵触和排斥。

    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时，审判机关往往超越权限以司法解释形式限制检察机关对其监督的范围。在执行环节上，这种冲突突出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的批复》当中。该《批复》认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那么针对可能错误的裁判，“提出暂缓执行”有无必要呢？现实中，有些案件如果基于错误的裁判而错误地执行，虽然案件最终会被改判，但由于执行已无法回转，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本可以避免的损害。如在一起欠款纠纷案中，一、二审法院均判决当事人败诉，当事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后经检察机关的提抗，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而在此期间，当事人在法院的公开执行活动中，被公开宣布执行拘留十五天，此事经媒体曝光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后当事人拿着法院的“——抗字——号”民事判决书来检察机关“讨法院的说法”，而检察机关只能说法院的做法没错，当事人非常委屈和激愤，后经检察机关多次耐心的说服、疏导，才使当事人放弃了继续上访的念头……所以“暂缓执行”有现实的必要性。针对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审判机关也已充分认识到了，根据《规定》第１３３条：“上级法院……发现据以执行的生效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应当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法院暂缓执行……”其实，该条款在《民诉法》上同样找不到法律依据。检察建议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形式，在这里则轻而易举被监督者否决。监督者弱小，被监督者强大，必然会导致监督者地位下降，监督权威沦丧，连专职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都无法对审判机关的执行活动予以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又如何得到具体体现？法律的公正、统一实施又何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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