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民心的变化：从财政资金流向(4)

　　中央财政对各省低保的补助拨款主要流向比较穷、困难比较大的省份。在2001-2002两年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没有收到中央任何补助。中央补助的大户是诸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老工业基地。
　　2001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央的敦促和支持下，城市低保的覆盖面迅速扩大，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但问题是，低保覆盖面扩大的速度远远快于低保资金增加的速度。
　　结果，在覆盖面扩大的同时，人均低保补助水平却下降了。2002年人均低保补助只有513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的十五分之一。这个水平的低保确实有点太低了。
　　新班子上任后应会加大对低保的支持力度；2002年12月9日至10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好“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三条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工作。12月12日，胡锦涛同志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部署加强社会保障、确保困难群众生活的工作。2003年3月，在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央政府公布了2003财政年度预算案，决定将中央投入的低保资金再翻一番，提高到92亿元。[10]如果地方政府也如此跟进的话，低保资金总投入可望在2003年越过200亿元大关。假设低保人数不再大幅增加，人均低保补助应会在2003年重上1000元的水平。果真如此，有利于进一步缓解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
　　3.加大对“四农”的支持力度中国政府正在迈出的一步是加大对“四农”（农业、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支持力度。城市贫困问题固然麻烦，但更严重的贫困问题存在于农村。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人均年收入625元），九亿农民中，约有三千万没有摆脱绝对贫困。如果换用联合国的标准（一天一美元），生活在绝对贫困水平以下的农民则有一亿人以上。既使摆脱了绝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到200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1倍。假如再加上城市居民独享的种种福利待遇，前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大概是后者的5-6倍。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慢慢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不过直到2001年以后，这个政策目标才真正落实到财政收支上。
　　1982年以来，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便不断下降，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3.3％下滑到2002年的14.5％。但在1986-1996年间，各种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却不降反升，从2.1％攀升到5.0％。1996年以后，农业各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开始回落，可是在2002年以前，水平仍高于1978年；2002年才首次低于1978年，但仍高于1980-1987年间的水平。换句话说，既使不算苛捐杂税，农民的正税负担在很长时期里也太重了一点。
　　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情况。中国财政预算中有一个开支项目，名曰“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包括“农林水利气象等事业费”、“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就绝对数额而言，政府财政中的支农资金一直在增加，从1978年的77亿元上升到2002年的1088亿元。但相对于财政总支出，在整个90年代，中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援水平实际上一直在滑落，到2000年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个下滑的趋势到2001年才刹住。2002年，支农水平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微弱回升。
　　到2001年为止，在政策排序上，三农问题始终没有被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从历年财政部长向人大提供的预算报告中也能看出端倪。在2000年和2001年的预算中，农业和农村根本没有排在优先支出的前三位。2002年，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才第一次排人了前三位，但还不是第一位。只有到中国新一代领导班子走向前台后，在2003年的财政预算中，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才被确定为重点支出项目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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