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整个外部经济环境的制约,拉丁美洲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制约,进出口贸易低迷,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为此,拉美各国开始有意识地推进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并取得了长足进展。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扩大,使拉美国家更多地增加设备和中间产品的生产,这类生产的扩大又推动了拉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同时,由于这类产品一般都具有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特征,又使得拉美国家增加了用于引进国外技术、购买外国许可证、专利和聘请外国专家的费用,对资金的需求和对进口的需求都有进一步的提高。基于这种客观需求,拉美国家在对待外资和进口的态度上也开始有所改变,对待外资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在基础工业和战略部门中继续加强国有化的趋势,而在新兴工业部门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则采取较为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这一政策导致了工业部门中两种相反的变化:在基础工业和能源部门中国家资本得到加强,这类部门一般都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部门,出能源部门以外,期于部门都是赢利较少,或者资本投入大、见效慢、收益较低的部门;在新兴工业部门中,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得到迅速增长,这类部门一般收益率高,盈利大。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直接投资和信贷两种方式流入拉美的外部资金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资金短缺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与此相对应,对进口也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各种限制减少,进口系数逐渐回升。在进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业部门生产经济发展必需品的进口比重越来越大,进口替代对进口本身的依赖不断加强,可拉丁美洲的出口却依然没有摆脱增长缓慢的趋势,出口系数持续下降,出口增长速度慢于进口增长速度,也低于同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加剧。为了保持进口替代进程的持续深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下,外部资金的作用日益突出,而且拉美区域经济发展对外资的这种依赖性几乎同经济增长同步加强。这种外资依赖型的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济结构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经济损失十分沉重,国际收支急剧恶化,这些国家不得不在放慢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伴随着这一时期发展战略调整而产生的另一个变化是拉美各国普遍走上了借债发展的道路,过高的外债、不合理的外债结构以及对外债的使用不当,又造成拉美国家陷于借新债还旧窄的恶性循环之中。在依靠外资不断流入维持经济活力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随外资的断流而失去增长的活力。拉美各国虽然意识到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的严重性,并对经济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是,由于债务和高通货膨胀并存,这种调整不得不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应急和战略性的两种目标,其中短期调整以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为目标,因此这类调整不可避免地具有紧缩性质,长期调整则将有选择的进口替代和面向出口工业化相结合,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发展作为目标,因此这类调整又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扩张性质。由于长短期调整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他们之间又相互制约,所以至今在许多国家经济调整收效不大,调整任务依然艰巨。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和经济调整政策的低效性成为后来滋生和爆发金融危机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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