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2)

三、商业革命

毫不夸张地说，郑和下西洋之时，全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当属中国明王朝。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像地理大发现一样带给明王朝空前未有的财富，相反，郑和下西洋耗费了大量国家财政，甚至可以用“劳民伤财”加以形容。这是由于郑和的贸易活动是在朝贡贸易的形势下进行的，表现为“厚往薄来”，政治因素远远大于经济因素[3]。“从整个航海活动的开支与收入情况来看，明显是入不敷出，朝廷为了航海活动花费的财富难以计数，而带回的所谓奇珍异宝则只是为供皇帝欣赏把玩，根本没有成为贸易往来的货物，更谈不上为民间积累财富，显然没有实现经济建设层面的‘开源’。”[4]因此，在“1474年，车驾郎中刘大夏焚毁郑和航海的档案时陈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5]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带动了亚、非洲诸国间的经济交流，但无论是对明王朝内部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发展作用都很有限。

与郑和七下西洋劳民伤财、耗尽明朝国力而没有产生显著经济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世界市场扩大、商品种类增多、贸易中心转移的“商业革命”和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涌进欧洲而导致欧洲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价格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势力在西欧的增长，促使西欧诸国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推动西欧的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欧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了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6]地理大发现之所以被称为划时代的大事，是因为它“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崛起、西方优势确立、全球文化交流的局面逐步形成，从而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四、精神支柱

中国历史之所以源远流长，原因之一在于文化教化深远。中国在古代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文治而不是武功。中华文化讲求稳定祥和，其主动对外征战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淡化。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属于内敛的“大河文明”，讲求“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因此，郑和下西洋时虽然也“用兵海外，并不是用武力‘宣示国威’，或殖民其他国家。郑和这支部队的主要作用是维和，‘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任何军事行动后都未居功要挟或奴役其国。”[7]在探索海外未知领域时仍然是以和平、稳定、厚重、交流作为精神向导，有助于东亚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形成，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有限。

西欧探索新航路的过程也逐步奠定了西方文化全球化扩张的精神支柱，奠定了“海洋文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早期的航海探索中，由于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西欧人并不了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财力物力支持，但没有航海地图、缺少气候预测、造船技术有限，当时的航海探索可以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冒险。西欧人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类勇气的力量，强化了征服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因此，地理大发现不仅从物质上推动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更从精神上确立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坚毅、斗争、进取、征服甚至是掠夺、霸权等处于强势地位的精神支柱，在与东方讲求儒雅、平和、稳定、固守甚至是忍让、懦弱等东方文化精神相碰撞时，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在近代出现冲突时，西方文化的进攻就自然处于上风状态，为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精神基础。

五、结语

郑和的远航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海外诸国的声望，“皇华使者奉天敕，宣布纶音往异域”[8]，尤其是在东南亚范围内，郑和下西洋在文化交流、政治影响、人口往来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地理大发现在打破隔绝、环球航行、商业革命、精神支柱这四个方面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广泛影响。微观与宏观，深度与广度，局部与全局，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虽各有特色，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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