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对京直地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从春到夏，亢旱异常，农民收成甚微。到了夏秋之际，百姓又因突遇洪水而苦不堪言。7月中旬，暴雨席卷了京直各地区，从而导致该地区各条河水的水势猛涨。作为直省境内主要的五大河流之一的永定河历来为患最甚。在这次大水灾中，对于天津威胁较大的永定河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七、八月间永定河的上游暴雨成灾，导致一连串的山洪暴发。根据九月底的水文记录来看，洪水从永定河出发，以“每秒20万英尺”的速度朝海河注入，而此时海河人海的水只有“每秒6万英尺”，可想此次洪水如猛兽般涌人天津这座城市。
由于汛情的不断恶化，9月21日，来自南运河决口的洪水向天津市区逐步逼近。《盗世报》的记者为了能及时给人们带来有关灾情的最新报道，他们不畏险阻，进入灾区重地，带来了大量及时报道：“9月22日，河水大涨，记者随即查看，北岸已被淹没，河北大街一片汪洋，商民纷纷逃难，行人已断绝，关下已完全平漫，张工祠前寓居之灾民又复逃迁至大王庙前者居多数，南岸由北浮桥至西营门亦平漫”。由于此时的天津还没有设围堤等基础设施，当良王庄与杨柳青之间的南运河连续决口时，水势疯狂地漫人城内，瞬间使城南成一片汪洋。9月26日，水势从西南角持续扩大，向外逐渐蔓延，“京汉、京奉、津浦等铁路及桥梁亦被洪水冲断，交通全面瘫痪。”九月下旬汹涌的洪水直至十一月份以后才渐渐退去。
1917年的这场大水灾给直隶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作为津门报业的《益世报》第一时间将受灾的具体人数统计并公布出来，从而为了及时救济百姓。据统计，“58处统计难民男15299人，共女16379人，共老者4030人，共幼孩19691人，总统计男女老幼55399人。”据这些庞大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灾情极其严重，由于天津是直隶赈灾的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灾民逃难而来，难民的惨状难以想象。“本埠三条石北及聂公祠一带难民约一万七千余户，席棚密布．棚内不过就地一席，有被褥者寥寥，憔悴之状惨不忍睹。”通过《益世报》报道可见此次水灾之重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2应对水灾的措施
作为旧中国四大报之一的《益世报》，一直密切关注本埠水灾，并且及时派出记者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对水灾救济活动更是进行了持续的报道，带回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下面就通过益世报报道下的关于政府救灾赈灾行为，民间慈善机构力量的支援，其他民间力量的义赈等方面加以论述，借以还原当时的赈济情形。2.1政府的救灾赈灾措施
直隶发生水灾后，北洋政府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身为大总统的冯国璋听闻直隶和京津地区遭受重大水灾后，立即任命熊希龄负责处理该地区灾后的相关事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1筹备赈款
一般而言，传统社会中每遇灾荒，国家应是救灾实施的主体，这也是国家管理职能的具体表现。此次水灾本应由政府拨款救济，可是由于民国初创，各系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第一次拨款仅为30万元，后北洋政府向日本商社借款500万元。”与此同时，“财政部于10月15日亦向外国银行订立天津水灾善后借款，以盐税余款为担保，向日美法俄等国的汇丰、麦加利等七国银行借款70万两，年息7厘，期限一年；”然而由于水灾之大，难民面临重重困难，借款又一时难以到位，于是熊希龄决定通过向民间团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来集聚力量，筹备善款，以便救灾。
1917年10月8日，熊希龄号召社会各界人士筹款，普及仅仅依靠政府的拨款远远无法补救此次水灾带来的严重损失，需要借助大家的力量来共同救灾。他期望“全国各地诸君子慨予捐输，集腋成裘，则沟洫遗黎，咸拜生死骨肉之赐也。”此外，“他本人捐款500元，另外组织家人为灾民缝制衣服数百套。”一时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爱心筹款，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救援的困难。2.1.2办理冬赈
大水刚退，面对寒冷的天气，大量灾民饥寒交加，此时的北洋政府为了缓解老百姓的困苦，实施一系列举措加紧办理冬赈。《益世报》密切地关注并且记录了整个冬赈的过程，并及时更新，追踪报道。此次冬振由水灾赈济联合会全权处理，“付赈款80万两，以资救济。这些赈银，除了用于开办粥厂之外，还要购买小米、玉米等。”由此可见，政府通过天津水灾赈济联合会将大批的食物和必备品分发给困苦的灾民，从而有效缓解了他们的衣食等生存问题。2.1.3设因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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