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3)

有了这些基础后，吴文俊更扩大战果，一直打到点集拓扑的前沿。在这方面，波兰成了这个领域的领头羊。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时期，波兰的数学突飞猛进，产生出许多国际水平的大数学家，在数理逻辑、点集拓扑、泛函分析、测度论、概率论、调和分析等领域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这些学科的基础大都是点集拓扑。为此，波兰人创办一所国际性的数学杂志《数学基础》，专门登载上述领域的原创论文。这些论文可以说代表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吴文俊正是通过一篇一篇阅读这些论文而到达当时数学前沿，而这通过大学教育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1940年暑期，吴文俊从交大数学系毕业。在那时，数学系毕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出路，只有教中学。而且又是日本占领时期，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十分艰苦的黑暗时期。对于吴文俊尤其如此。大学毕业正好是美好的青春时期，大学最后两年也确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和道路。但是在国家沦亡、山河破碎的现实面前，个人的理想真可谓微不足道。实际生活的困难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养家糊口，而要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使并不容易。经过朋友介绍，他到一家中学——育英中学教书。在教中学的职位上，他深深感到中学教师生活的清贫和艰辛。他们一周要上20几节课，收入十分微薄，为了保住饭碗，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在这方面，吴文俊也不例外。但是吴文俊还有更大的问题，他较为害羞，不擅长讲课，因此他教的课时不足，这样，他就必须兼做教务员，那是十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而且要从早到晚盯在那里坐班。这对一位要成为数学家的人来说，不啻是时间与生命的巨大浪费。江泽涵先生曾谈过，大学毕业后，干两年中学教员，那就什么都拣不回来了，而这样的事，吴文俊整整干了五年。
　　二、大转折(1945-1947)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饱经劫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这个最野蛮、最凶残的帝国主义长达14年之久的欺辱和蹂躏，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世界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此，“战前”和“战后”再也不能等量齐观了。
原来在沦陷区交通大学的教职员工成立上海临时大学，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时，吴文俊开始走上大学的讲堂，开始了一生至关重要的转折。
1945年到1947年是吴文俊迈上新台阶的第二个两年黄金年。第一个两年黄金年是大学三、四年级，他由极为普通的大学数学课程通过自修达到当时数学的前沿，但是，5年的停滞对于任何未来数学家来说，都可以说是致命的。幸好，命运之神再一次向他招手，短短两年时间，他完成了三次转折，这三次转折为他铺下数学家的成功之路。
第一次转折是由中学走向大学，这时，他的授课负担一下子减少一大半，开始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数学研究了。同时，大学的环境与中学完全不同，他又有可能接触最新的资料，同时，他也结识了当时一些国内的最好数学家了。他的朋友赵孟养以及其他数学家也给他新的消息，当时正招考中法留学交换生，他考上了，这成为他的第二个转折。也是通过赵孟养和其他人的帮忙，他进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受教于陈省身，这成为他的第三大转折。经过这三次转折，他已经稳稳地踏上数学研究的道路了。
对吴文俊事业影响最大的是陈省身。陈省身于1946年4月回到上海，但并没有直接到北平就任清华大学教授，而是留在上海筹备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这对中国数学发展至关重要，而对吴文俊来说，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吴文俊经过赵孟养介绍，同他的朋友钱圣友一起去见陈省身，当时，他有点担忧，他亲戚给他打气，说陈先生是学者，只考虑学术，不考虑其他，不妨放胆直言。于是他同陈先生见面时，就直率提出想去数学所工作。当时，陈省身不置可否，但送他出门时，却说，你的事我放在心上。果然，陈省身慧眼识英才，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这一决定使吴文俊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数学所筹备处规模很小，在岳阳路几个单位中，只占据一座楼的第二层，最大的一间供会议与报告之用，次大的一间是图书室，吴文俊的工作地点就在图书室内，其他人分居其他各室。吴文俊很喜欢学习，他总是在图书室阅览书刊。有一次，陈省身来图书馆，就同他说，你该还债了，意思是，不要只看书，要想问题写文章了。吴文俊的确也是爱思考，富于创见的人，但他的基础，主要还是点集拓扑方面的。一次他把自己这方面的结果给陈省身看时，陈省身立即指出，你的方向不对。正是陈省身这句话扭转了他的研究方向，真正走上代数拓扑学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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