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一
经过30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外贸发展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方面我们从规模上来看,中国已经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另一方面,从我国的贸易结构看,我们从一个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贸小国,变成了一个主要依靠制成品出口的大国。在1985年的时候,我国出口总额中50.5%还是初级产品,现在我国出口中95%都是制成品,可以说是实现了出口结构大的跨越。
在看到这些非常令人振奋的数据的同时,我们对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还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我们有像华为这样的在全球移动通讯设备领域非常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毕竟是很少,总体来看,我们的出口里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海关的统计显示,30%是高新技术产品,但是把“黑盒子”打开以后,这些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还是以劳动密集为主的增值活动。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出口如果从技术含量来看,主要还是靠中等技术,如果要分成低技术、中技术、中等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五类的话,我国出口产品则主要是中低技术、中等技术和中高技术。因为海关统计没有适应全球价值链变化而调整,所以没有真正反映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如果只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这个统计数据是挺骗人的,看上去我们和美国差不多,但是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打开这个过程来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确实我们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也是集中在技术含量中等的产品。
再就是服务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得也很快,也是全球进出口排在第三、第四位的,但是逆差越来越大,而且其中有一些原来的顺差项目,比如国际旅游变成了巨额的逆差,好多老百姓出去扛着大包买的都是中国货。包括我个人出国的时候老是买裤子、买鞋,其实是贪便宜,不是说我们有钱,恰恰是中国游客没钱的表现,如果我们有钱,就不会到海外去买生活日用品带过来。像那些买奢侈品的,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我觉得大部分恰恰反映老百姓没钱,老百姓想省钱。所以反过来我们要思考国内的流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反映我们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力还是不足的。
二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快速转换的时期,这带来很多新的变化。从事贸易研究的同志要特别关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一直在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目前这个时期,可能是快速变化的时期。我们这么多年在全球竞争主要依靠的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但从2003年以后,出口部门劳动力优势比较快速地在削弱,比如,2003年以后出口部门工资上涨速度非常快,现在,整个国家跨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另外,可就业人口在2012年就达到了顶峰,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处在高峰期,但不再是增长。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特别在供给方面的结构变化非常快,这跟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2000年我们每年高考招108万人,现在我们招700万,每年进入劳动大军的也是一千五六百万。原来有一千三四百万可以从事蓝领工人的工作,现在只剩下一半了,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看到,大学生感到找工作难,找到一个体面的、稳定的工作很困难,所以大家都说进入了一个“拼爹”的时代。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变化,从制造业来看,从生产企业来说是招工难,而且工资还在快速增长。因为劳动力供给快速减少以后,找工作太容易了,所以劳动力的流失率也很高。我们去调查,有的企业劳动力流失率一年超过100%;再加上“90后”从农村来的农民工就业的压力、挣钱的压力和他上一代是有很大区别,所以劳动条件稍有不如意他就会跳槽。那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劳动者劳动态度不如从前,劳动技能反而在退步,因为他没有技能积累,企业也不敢培训,培训完了他走了。企业原来靠低成本,现在靠升级,升级主要靠劳动力技能的提高,而恰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得出口部门劳动力素质我不敢说恶化,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改善,可能在局部还是有恶化的倾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的比较优势处在快速转换的新阶段带来的挑战,这个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当然,并不是说传统的优势在快速失去的同时,我们就前景一片暗淡,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新的优势在慢慢涌现出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基础设施完善的优势、产业配套的优势、综合成本比较低的优势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创新能力在增强,这些新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全球竞争中不能再依赖原来靠劳动低成本,而是要靠推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大家可以看到这20年的发展我们确实很有成绩,工资水平我们与相关国家比,原来美国是我们工资水平的77倍,欧元区是87倍,现在变成了11倍,工资成本的差距大大缩小。还有一些原来比我们高很多的国家,像泰国,20年前比我们高5倍,现在比我们还低了,我们现在比它还高30%;菲律宾、印度、印尼20年前是我们的23倍,现在我们比他们高3倍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三
从国际上来看,全球经济处在大调整的时期。从外部来看,确实会看到很多新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的外需的不足。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面临的外部需求的不足。这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后,外需总量增长得慢,所以我们的出口在快速回落,加入世贸组织到2007年前这一段,我国出口是20%-30%的高速增长,但到现在能有7%、8%我们就很满意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们贸易出口规模现在占了全球整个贸易的11%多,我们出口额已2万多亿,池子就这么大,你再想快速增长,池子的水容不了你。所以这就是贸易大国面临的新挑战,原来小的时候可以很轻易地增长,对全球市场来说它的吸收和容纳能力很强,但是现在你增长10%,就意味着你要占全球1%的市场,意味着你争夺别人市场的能力要更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二,传统出口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刚才看到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后,我们原来比别人便宜的现在不便宜了,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向东亚学,也走向出口导向的道路,传统密集型产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第三,出口结构升级将面临与发达国家的正面冲突。我们现在讲出口结构要升级,这是必由之路,没得选择。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会更加激烈。中美之间的不平衡持续这么多年,斗而不破,主要的一个原因,到目前为止来看,中美贸易结构上是互补性大大超过竞争性。我特别梳理了一下,美国对我们出口有顺差的几个部门主要是农产品、化工产品、交通产品,是土地密集或者技术密集的产品。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它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产品。当中国要去出口汽车的时候,出口飞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想想当年日美贸易摩擦是怎么来的。那时候日美在政治关系上还是盟友,但是贸易战打得不亦乐乎。对中国来说,当我们升级的时候必须要看到可能和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市场竞争的矛盾的加剧。前些年发达经济体说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主要靠金融化、服务化,觉得制造业没那么重要。金融危机以后人家也是痛定思痛,所以以美国为代表搞“再工业化”。不仅仅是美国,还有法国、英国都如此。他们认为只有靠制造业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才是可持续的。如何避免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与出口贸易方面的正面冲突,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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