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引起了全国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北大歌谣研究会不仅引起了校内民俗学研究的兴趣，也引起了全国对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在北大设立研究团体、创办刊物、发表歌谣研究与民俗研究文章的影响下，各报刊、杂志也纷纷开设专栏或副刊刊登、发表研究的文章，如《晨报》的“歌谣”栏、《妇女杂志》的“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专栏、《京报》的副刊《民众》周刊。1926年秋，北京大学遭受北洋军阀的迫害，民俗研究活动的中心也随着研究学者们的南迁而转到了南方。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民俗学会”，同时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民间文艺》两个刊物②。民俗学会吸取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经验，制定了颇为详细周全的计划，包括“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风俗模型之制造；抄辑纸上之风俗材料；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书；扩充风俗物品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养成民俗学人材”[7]221-222。这些计划中多数得以实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继承并发扬了北京大学发起的民俗学运动，在组织建设、理论研究、社会调查、编刊出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当时及以后我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自1918年征集歌谣活动以后的30年中，北京大学（20年代）和中山大学（30年代）是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两大基地。虽然起步较晚，中国民俗学运动在短时期内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研究范围从歌谣，到谚语、谜语、童话、传说等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再进一步扩展到风俗习惯、迷信、信仰等整个民俗学领域；研究对象从汉族民俗，发展到对各个民族的民俗的调查和研究；研究方法从单纯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本身研究，扩展到了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北京大学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有着重大的贡献，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发源于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得到初步发展，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歌谣学运动、民俗学运动和俗文学运动的发源地[7]219。创立了第一个民俗学研究团体——歌谣研究会，创办了第一份专门研究民俗的刊物——《歌谣》周刊，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字搜集。在组织建设、搜集整理、调查研究、理论探索、培养人才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发掘了民俗资源，开展了学术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创建了民俗学学科。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领头羊，而歌谣研究会是北京大学中率先研究民俗学的团体，因此，可以说歌谣研究会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
由此可见，学术社团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调动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还可以在某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甚至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充分利用学生社团尤其是学术社团来加强大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和能力，是当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韩立云，历史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史、民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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