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研究会”：近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端

　　摘要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历时20年，创办了第一份民俗学研究刊物，刊登了大量经过搜集、整理的各类民俗学作品，发表了大量歌谣及其他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出版了专著。并进一步丰富了民俗学研究的内容，增加了研究对象，拓展了研究方法，使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成为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发源地，带动了整个中国民俗学研究运动的开展。

　　关键词歌谣研究会民俗学《歌谣》周刊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7-29

　　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学术研究气氛渐渐浓厚，各种学术团体和组织纷纷建立。其中歌谣研究会是成立较早的一个学术研究会，它的政治影响不大，却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河。对于歌谣研究会的发展历史以及研究成果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北京大学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更能体现出大学学术社团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歌谣研究会沿革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19日。它的成立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就发表了刘复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全校师生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与教育团体搜集民间歌谣。自简章发表至5月20日，“所受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诠订，名曰‘歌谣选’”，于日刊上发表，“日刊一章”[1]。但五四运动以后，这项活动受到影响，随后刘复、沈尹默出国留学，原定于1921年校庆23周年出版的《选粹》与《汇编》也因人手不足未能面世。

　　就在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引起全国对歌谣的兴趣和研究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却偃旗息鼓了。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常惠①对歌谣征集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面对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的逐渐消沉，他很着急，便写信给国文教授会。国文系很重视他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委员》的启事，号召校内同学和校务热心人士入会。1920年12月19日，“成立‘歌谣研究会’，管理其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直至1927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7、8合刊出刊后停止活动。

　　在与各军阀抗争的过程中，经过了京师大学校、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阶段，北京大学于1929年8月8日取得了复校运动的胜利，重新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随后北京大学的各种组织机构、院系部门逐步恢复，学生社团也有部分得以恢复。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研究会委员”，于1936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重办《歌谣周刊》并发起组织“风谣学会”。适值抗日战争爆发时期，“风谣学会”仅存一年有余，于1937年6月停止活动。

　　至此，北京大学研究歌谣的学术社团经过近20年的发展历程，虽以“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以及“风谣学会”的不同名称进行歌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但它们之间是前后相继的，共同为歌谣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歌谣研究会”存在时间最长，规模和影响也最为重大，因此对于它们统称为“歌谣研究会”。

　　二、歌谣研究会的研究内容

　　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的规定来看，此时的歌谣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搜集“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以及“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2]。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编订发表歌谣的同时，“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3]，自1918年10至1920年也陆续发表了刘复、周作人、关延龄、常惠、罗家伦、沈兼士等讨论歌谣异文、注释、方言等问题的信件，转载了一些研究歌谣的文章，如周作人的《儿歌之研究》、《中国民歌的价值》等文章。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搜集范围开始扩大到了民间谚语、谜语等民间文艺领域和风俗领域。

　　1920年成立的“歌谣研究会”比起“歌谣征集处”来，它升格了，成为了一个有组织、有章程、有领导、有会员、有计划的正规化的学术团体。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4]，可见这时的歌谣征集已经以研究的角度为出发点，不限定歌谣的性质与内容。同时，征集的范围也不限于歌謠，而是拓展到了“关于研究中国歌谣之书籍”。在发表其征集和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了“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5]而在1924年的《本会启事》中说道：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但现在只管歌谣，把其他属于民俗学的抛弃了，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6]。可见，此时的歌谣研究会的研究内容已经扩展了，除了歌谣外，也包含民俗学的其他的研究内容；除了刊登各种类型的民俗作品外，还发表各类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实质上俨然是一个学术性非常强的民俗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复校后，歌谣研究会得以恢复，《歌谣》周刊也得以复刊，并于1936年成立“风谣学会”，它是一个“集合研究歌谣，故事，风俗之同志所组织”。除借助《歌谣》周刊发表研究的文章与整理的资料外，还创办了三个报纸民俗副刊——南京《中央日报》的《民风周刊》、北京《民声报》的《民俗周刊》、北京《晨报》的《谣俗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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