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归属感：重释当代汉人宗族建设——兼与钱杭先生讨论(2)

二

1．时间上的归属感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线性的，连续而不中断，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群始终处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一般不会提出集体的归属感问题。归属感问题多发生在变迁的社会中。当一个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时期，原来栖存的文化场景不复存在了，一部分人会因为文化的不适应而突然觉得生命的意义无法挂靠，往往想重新捡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回归某种历史的状态。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的内在传统被中断或打断几十年之后（这种社会发展往往采取与传统相隔裂的方式），一旦条件允许或时机来临，人们就会诉诸重建或复兴传统以达成精神上的回归。这类文化的再生产，基本上都可以看成是归属感使然。

早期帝国尽管被设计为一个“宗法中国”，但作为一项制度，宗族并未能在乡村社会普及。直到宋代，儒家学者们才设计了宗族概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来被做成了“宗族中国”或“宗族社会”。然而，自晚清以来中国开启了近现代化路程，部分知识分子从外部拿来了一些概念重新设计社会制度并规划中国的道路，于是，宗族被理解为一套支撑帝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象征体系，并因此受到打击，至民国时期宗族在基层社会中逐渐走向衰落。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由于采取了更加激越的社会变革或发展方式，致使宗族活动在集体化时期“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才又恢复到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道路上来。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传统时代是做“宗族”，晚清以来则是做“现代化”，并用“现代化”替换“宗族”。

显然，从时间运动的模型上来判断，这种与传统相割裂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使得传统时间塌陷并终结了，由此铺开了一个新的时间发展线头。这个新的时间线头也许最终会抽绎出一个完整的社会运转模式或架构。可是，就在传统时间断裂或塌陷以后，许多生命个体无法适应新的时间框架或叙事，往往会产生强烈回到过去的想法。可以说，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复兴”或“重建”的大部分宗族，都是这种时间归属感牵引的结果。于是，就大陆的宗族重建来说，其时间模型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自然延展，而是一个“圆形”的拓扑结构。我们可以用物理学的力学原理来描述这项时间运动。假定中国是一个物体，那么，有两种力在牵引它向前位移，一股力是“现代化”，一股力是“归属感”。按照现代化的预设逻辑原本可以实践为一个线性轴，但由于归属感的回旋作用，中国又在一定意义上被演绎或实践为一个圆形拓扑结构。 “一定意义”是指，毕竟在总体上，中国是沿着线性预设路径向前延展的。如果打一个比喻，这种被实践的时间图像就像一个蜗牛趴在一片草叶上一样。

中外多位人类学家考察了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宗族的命运以及在当下的重建问题。如Helen F.Siu对广东新会县环城公社的调查、Sulamith Heins Potter和Jack M.Potter对广东东莞“增步”的调查、王铭铭对福建溪村的调查、庄孔韶对福建金翼之乡的调查、景军对甘肃省永靖县大川和小川的调查、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的重访等。尽管这些人类学家对所研究的宗族重建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各处宗族的重建实际都可以借助“时间归属感”概念来获得某种程度的理解，因为它们全都是发生于时间轴上的故事。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时间归属感的宗族研究要特别注意革命、变迁和归属意识三者之间的互塑。

2．空间上的归属感

“空间上的归属感”，是指宗族成员由于迁徙或一般的社会流动离开了原籍或祖籍后，而产生的对老家或故园的归属感受。对原籍或祖籍的强烈内心认同，往往使得流落在外的宗族成员积极发起或参与宗族活动。疏离故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战乱，有的是因为灾难或一般情形下的逃荒要饭，有的是因为受到迫害，也有的是因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还有的是因为一般的社会流动，比如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中国台湾地区人类学家陈其南于《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一书中，曾详细地论证了台湾社会经历了一个由“移恳社会”向“土著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在“移民社会”中，来自大陆的移民心里想的是“叶落归根”，在行为上表现为“具资返唐山祭祖或扫墓”， “血缘宗族是以大陆祖籍之宗族组织或祖先为基础的”。陈其南之前，L.W.Crissman在南洋移民社会中开展过人类学田野研究。他发现，南洋华侨社会始终抱着叶落归根的想法而回乡祭祖，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宗族是不能移植的”。我们看到，1980年代以来，大量南洋华侨回到东南中国的老家祭祖并参与宗族重建，甚至已经“土著化”了的台湾社会早期移民的后裔和追随国民政府定居台湾的人士及其后代，也在这段时间频繁光顾祖籍地，积极参与当地宗族重建活动和拜祭祖先活动。

这些海外移民的宗族行动都可以用“空间上的归属感”来加以解释。相比较“时间上的归属感”而言， “空间上的归属感”研究应注重考察迁徙或流动对归属感的塑造价值，注重考察异地的生存环境。当然，也需要进一步追索造成迁徙或流动的原因。总之，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中才能理解“空间上的归属感”。

三

1．结构上的归属感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单个生命是无法在自然界中存活下去的，为了种的延续和应对大自然的种种挑战和压力（比如，预防野兽攻击、集体围捕其他动物），若干生命个体必须组成一定规模的社会。家庭、对群就是最初的人类社会组织。自从这类简单组织出现以后，任何人就被置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中。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在1952年出版的（源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和1958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两书中，做了比较清晰的定义。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他把“社会结构”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他把“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他把“按各自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做的个人和阶级分类也包括在社会结构之内”。他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中反复表述： “结构这个概念是指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组合”，“社会结构就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的配置而组成”， “一个社会结构，既会在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也会在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些表述基本都表明，社会结构就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关系。

“结构上的归属感”是指，人有一种强烈回归某种社会结构的内驱力。就宗族制度而言， “结构上的归属”就是父系世系的归属，而“结构上的归属感”是指宗族成员有一种强烈想把自己写进系谱里的愿望，即把自己复归回父系亲属关系中去的愿望。考察历史上修谱情境，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自然的人口繁衍，许多新生人口需要及时在系谱结构里安放位置；二是由于战乱、灾荒、一般的社会流动等造成了部分宗族成员的迁徙，这些外迁人员有一种强烈的“入谱”愿望；三是当社会出现重大变革或大调整时，如“文革”事件，族谱被毁、正常的宗族活动被打断，一旦事过境迁，宗族往往会发动修谱运动，重新将过往族人和新出生人口上到谱里。回归谱系就仿佛灵魂找到了摆放的位置，由此获得社会结构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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