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2)

二

不仅我们国内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常态，我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即我们面临的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困难，朋友不多，甚至“四面楚歌”。比如美国、欧洲不断和我们闹别扭，特别是日本和我们对着干，菲律宾、越南也频频制造麻烦。确实，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我们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而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些变化是如何造成的，只有找到原因，我们才可以评价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所出现的复杂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所造成的。中国的崛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料。

中国人世的第二年，2002年就超过了意大利；2006年超过了法国和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这种赶超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高速度的崛起，对全球国家造成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他们“羡慕嫉妒恨”，心情复杂，心理准备不足，需要时间来消化中国的快速崛起。

第二，中国的崛起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几乎与之前大国的崛起完全不同。

这种崛起很容易让他们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换言之，过去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同一个体制、同一种意识形态兄弟间的崛起，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大块头，它是凶恶还是善良，对他们而言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国崛起除了速度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政治色彩非常浓厚。

第三，中国崛起的时机正好处在多数国家经济迅速下滑而我国经济迅速上升的节点。

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下滑，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上也出现下滑；而中国这时正好处于上升期。这一上一下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为什么全球出现了对中国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看来并不友好的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所造成的，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比如，表面上我们和日本的问题是钓鱼岛的领土纠纷问题，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正是中国经济超过了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是亚洲的老大。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之下，也当了多年的世界老二。日本是个岛国的民族，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战略、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或者说，这个民族特点的好处是团队精神很好，而坏处是比较盲目，跟着老大走。如果我们到国外旅行，看到导游拿着一个旗子，所有人都围着导游转的，基本上都是日本旅游团。当然，如果一个导游拿着一个旗子，这个照相，那个上厕所，那也多为中国旅游团。日本这个民族长期存在崇尚强盛、崇尚力量、崇尚老大的战略思维，所以在中国是世界老大的唐宋时期，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学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字里面有那么多的汉字。二战以后，美国迅速崛起，美国扔了两个原子弹镇住了日本，又扶植了二战以后的日本的政权，帮他们制定了宪法。因此日本对美国基本是绝对崇拜，甚至对英文讲得漂亮的人都看高一眼。而现在我们把日本超越了，日本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受到很大的刺激。我们要看到在目前中日这样一种对峙当中，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老二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我们也需要给日本一些时间来消化中国的崛起。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面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我认为主要要做好两件事：

其一，坚持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一定要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我认为，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从综合实力上超过了美国，那么中日问题包括钓鱼岛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和越南、菲律宾等种种问题同样如此。中国要继续发展，还是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除非发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除非发生全局性的对我国的外部入侵，中国一定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现在既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大规模的外部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提出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声音都是错误的。

其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没有崛起为老大，我们还是老二。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单位里面二把手是最难当的，在全世界当老二也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如何处理好和美国这个老大的关系，对于中国整个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外交环境都是决定性的。我并不是在这里抬举美国。美国确实是个伟大的国家，当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很严重情况的时候，有些专家认为美国很快就要垮下去，而我认为不可能。美国的创新能力还将引领世界50年乃至100年。

实际上我们历届领导人都特别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抓住了一次乒乓外交的机会和美国建立关系。他讲，中美关系就是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其他问题迎刃而解。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78年底79年初就出访美国。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一位资深专家问他为什么急于访问美国，他说据自己多年观察，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和美国关系较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贫穷就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悖论，就是要让中国富起来。所以他搞外交的思路就是谁能让中国富起来，就跟谁建立比较好的关系。

有时候我在国内的报刊媒体上看到一些“和美国交恶的”言论会感到非常担心，我们一定不能把美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在人世谈判中和美国人打了10多年的交道，我深知处理好与美国的问题一好百好。我们人世谈判15年，为什么谈了15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谈判的战术上走了一些弯路。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还遵循一些惯性思维，我们在决定人世谈判的整个战略决策布局时，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 “孤立”美国。我们以为世贸组织100多个成员，如果所有成员都和我们签了字，美国也不得不和我们签字。但是没想到美国不怕孤立。此时，巴基斯坦这样的铁哥们提醒我们，一定要找美国人谈。所以我们开始认识到，谈判如果不把美国的问题解决，中国人世基本是不可能的。从1997年底到1998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华盛顿，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会到中国来。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质疑我为什么总要跑美国．说什么我们又不是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只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和美国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直到1999年朱镕基同志访美回来，我们11月份和美国人达成了协议。理论上讲，加人世贸组织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要与每个国家逐一签协议。在我们和美国签协议之前，只有20多个国家和我们签协议。而我们和美国签协议以后，很多国家排着队要跟我们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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