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进化转向空间变异：警惕当代中国城市的“底特律化”(3)

第四，城市空间的废墟化。它们见证了许多空间的历史地理在今天都市更新中“意义死亡而形式残余”的现象。以桥为例，每一个城市可能都有不少带“桥”的地名，然而在今天却见不着桥的地方；与之相应，也存在着河流与地名都消失了，但仍然有那么一座桥的残躯之地。

第五，赝品流行。以南京的“秦淮人家”为例，是按照某种文人想象虚构“复”建的风月场所。然而，在此既没有风月，亦把原居民驱走了。空洞的繁华，只是一种供意淫的商业空间。从项目的角度来说，南京史上有记载的阅江楼的建造、江宁织造府的重建，则说明了众多被冠以“历史文化”的项目，只不过是对被现代化高度撑破的空间的某种名义上的补偿。在直接意义上，与那些附着在历史空间之上，迫使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剩余价值功能的新建筑（如南京长江大桥新的引桥和城西干道高架桥）一样，它们与历史无关，只是一种注定要贬值的固定资本投资，也根本无法掩盖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空虚感。

在各个城市中，还存在不少其他值得研究的现象，但上述分析已经足以说明当代城市空间的变异。

需要补充的是，在更大尺度上所呈现的是城乡空间的空壳化。 “空壳化”定义源自威尼斯，当代威尼斯主要是一个展览城市而非生活城市了，如今的威尼斯成了一个值得观光但不宜人居的城市。在中国，由于复杂的人口背景，并没有完全类似威尼斯的案例，但却存在着多种空壳化现象。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两极化”，中小城市在数量和人口比重上明显下降，这直接导致中小城市对人口吸纳能力的下降从而呈现萎缩状态。与此相反，则是人口4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的过度膨胀，造成就业、房价、交通、环境等多方面困境。此外，还有两类具有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的空壳化：一类是因为工作与生活的脱节而产生了许多城市开发区夜晚“鬼城化”现象；另一类是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农村空巢化。最后，则是受市场波动而产生的周期性或季节性的空壳化，诸如东莞这样对全球市场具有很高依赖性的加工基地较容易产生此类现象。这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许多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地方，其人口聚集主要表现为大量外来低成本劳动力的涌人，这些人口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并集中受到产业和传统地缘关系的影响，对我国城市空间的形成具有更复杂的影响。

警惕现代“废都”风险

当代中国的快速变迁是多方位的，在宏观上表现为巨大的空间重组，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影响也将是复杂而深远的。就空间形态而言，一旦固定下来，便很难改变。一旦改变，或者将表现为引发经济、政治、生态多方面后果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空间，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社会生活戒律： “选择的后果要比选择赖以作为的权威更长命。”当代中国如此超大规模的空间重组，我们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今天的行动，警惕现代“废都”风险。

现代废都不只是都采取了底特律那种衰败且最终以现代商业法则宣告破产的形式，实际上，更为普遍的可能是毕高特所称由拉斯维加斯代表的zeropolis，即“意义匮乏的繁华城市” 。这种城市，在形态上不遗余力地更新，为的是消费（商业）友好型意象，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无论是无组织的还是过度组织化的，浮华奢靡的皮相都是这种城市的显著外在特征。不管其在今天全球资本积累动态所支配的跷跷板游戏中表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繁荣或衰落周期，也不管其自我美化动员的是历史资源还是未来乌托邦，展现的就是生存空间的全面商品化。尽管空间本身仍然保有其作为人之生存外壳的性质，但其象征功能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换，它成了物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因此，城市空间的全面审美化所造成的无限丰富性，恰恰征兆着生存之单调、乏味和空虚。

城市进化成为一个学术论题，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城市似乎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以格迪斯—芒福德为代表的城市进化视角只是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城市观察：尽管大规模的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自然演化使其处于变异和矛盾状态，人们仍然应该用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并据此通过规划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格迪斯面对的以20世纪初欧洲为代表的工业化矛盾，已升级为今天全球晚期资本主义悖论。这意味着除非变革体系，否则人们无法解决当前的城市难题：从交通混乱到住宅匮乏，从污染到就业，从生态到阶级、性别，从精神焦虑到意义的流失。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主张以“空间生产的知识”替代传统的 “空间的科学”，如生态学、地理政治学、发展规划等，试图以话语变革推动社会的彻底转型或变革。由列斐伏尔推动的激进城市批评在今天取得了很大的理论进展，可能的未来世界探究逐步成为相关话语的焦点。

在今人看来，无论乌托邦视野还是抽象的差异原则，对于回应城市问题的地理学想象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规划话语的历史表明，关于未来想象的困难并不在于缺乏捕捉各种可能性的概念工具，而在于对历史的理解。较之想象可能的未来，理解业已发生的一切，从来都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因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变异提供一种历史解说，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在全球层次上亦明显地存在着从在空间中的消费向消费空间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格迪斯所面对的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进化模式。在新的空间生产模式中，空间作为一种形式被过度强调，而它们之于人的生存意义则被压抑了。因此，空间在整体上处于恶化过程之中：不仅在环境品质方面，更在意义方面。变异，作为一种非规则状态，充分表明了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理性规划之悖论：越是在局部实现理性控制，越是在整体上体现无序和混乱。 “混乱的城市化”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演化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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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the revanc，hist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BasilBlackwell．2008.

[3]罗杰·特兰西克，朱子瑜等译．寻找失落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3．

[4]鲍曼，郁建兴等译，生活在碎片中．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6．

[5] Steven Miles， Spaces for Consumption. London： SAGEPublications Ltd， 2010： 17.

[6]格迪斯，李浩等译，进化中的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9．

[7]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Publisher Ltd， 1996：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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