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慎待中国服务业发展(2)

一个产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供给制约因素。早期的工业发展，就一个国家言，农业劳动作为社会的必要劳动，它的生产率是否达到一个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超过其个人需求的水平，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一原始条件，资金与技术等也是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条件。早就越过了这些条件的当今中国，就一地区而言，尚且受到本地离该工业产品的原料供给地或市场距离之生产力布局原理的制约，以及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的制约。而发展服务业，更是受到服务业发展独特条件的制约。

1．人口大国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是有其顺序的，而供给顺序又服从于需求顺序，服务产品被需求的产业顺序决定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演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了作为物质产品的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生产起源要早于服务产品，也解释了为什么服务业被看作第三产业。当然，物质产品的生产可以因社会分工而形成对服务业的需求。即使如此，社会分工史还是告诉我们，服务业的独立从而服务于物质生产，还是迟于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比如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因此，无论怎么说，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发展跟从于物质产品生产。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产品的发展，使人类形成“剩余交换力”去购买需求强度低于物质产品的消费性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升级，才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强调大国服务业发展的产业顺序呢？因为一个小国或小经济体，高比重地生产服务产品与其本经济体的物质生产能力之间可以没有关联度制约。小经济体的物质产品需求可以由国际贸易来满足，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超过90%就是一例。但是，大国尤其是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物质产品的需求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供给来满足，因此产生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甚至装备安全的问题。这就是说，只有物质产品生产率达到相当高度，资源和要素可以被腾出生产大量服务产品时，服务业的高比重发展才有了供给方面的产业基础。这个产业基础是宏观层面的要素总供给状况所赋予的服务业生产能力的许可基础。现实是，有着十几亿粮食需求人口的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十分低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其实还比较落后，可以被腾出生产服务的要素供给状况受到很大约束。

服务业发展在供给方面还有结构性的产业基础。它是产业分工程度所赋予的服务业发展的许可基础。这就是说，可以腾出的等量服务业生产要素供给状况，可以因物质产品生产与服务业生产的分工状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即服务业内置化向外置化的转换，正是以假定不增加全社会服务生产要素投入为条件，而增加服务业产出和提高服务生产比重的。显然，中国当下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的工业企业内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当大而全的状况十分严重，一线车间工人占企业员工总量的比重相当低下，制造业内部围绕最终产品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远超一线工人。而经济统计的口径是“单位经济”而非“岗位经济”，于是，这样的制造企业大量服务人员的生产活动成果，在统计上全被计入了工业产出，而不是服务业增加值。分工，即服务业从制造业的剥离，由于受到国有企业难以轻易剥离服务岗位员工的制度制约，而人口大国因服务外置化需要被剥离的员工数量也是大量的；因此，服务业内置化向外置化转变从而提升服务经济比重，就遇到了要素总供给以外的障碍。

除了总量要素障碍和结构分工障碍外，还有来自所有制歧视方面的体制障碍，即服务业进入方面的国有垄断。这类供给制约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松绑，本文姑且不论。

2．农业大国发展服务业的城镇化水平基础

除了特殊的移民状况，人口大国均同时不失为农业大国，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烈化与固化之大国。中国是可以首推的农业大国。它对服务业高比重发展的制约，除了在要素总量上拖累服务业发展外，另一重要制约机制是广大农村的存在，阻碍服务企业在地域上的广泛进入。服务产品多为“face to face”产品，主要是面对面发生供求关系的。农村是人口或消费者分散居住的地区，服务企业的分散布点不便于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居民宁愿自给自足、自我服务而很少购买服务。但若服务企业在农村地区密集布点，又产生不了足够的规模经济，服务企业也不愿进入。所以，一国城镇化水平越低，越制约服务业供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算上“农民工”也只刚过50%，如果不算真正进城的“农民工”，才刚过35%。如此低下的城镇化水平，必定在较长时间段内严重阻碍服务业供给。

总结供给制约因素，对中国整体而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十二五”初的43%较快地增长到2014年末超过46%。这一水平使服务业占比在三次产业中超过了工业，但仍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低物质产品生产率和低城镇化率，不可能在短期内使服务业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占比不能人工拔苗助长，更不能靠政府规划来拔苗助长。我们甚至应该反问： “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在人均GDP仅7000美元水平时就超过了制造业”，本身是否是一个问题。制造业占比居首让位于服务业，在日本是在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时，在韩国是在超过13000美元时。对中国各地而言，“因地制宜”除了制约服务业发展速度外，还严重制约服务业的供给结构。本地人均收入水平，关乎当地居民有无足够购买力消费物质产品之余的服务，从而引致消费性服务的供给；而本地工业发展水平，则关乎本地是否能像国际经验那样，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为主来发展服务业。服务业需求的“因地制宜”：本地需求制约

需求状况或市场状况是制约所有产品生产的。如果说物质产品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需求制约，是产品有没有国内市场，进而是产品有没有国际市场的话，那么服务产品的需求制约在相当大程度就是产品有没有本地市场。这种区别来自于两类产品在“可贸易”上的区别。服务产品的外观特征是产品的无形性或无物理载体性。由此，它就不具有可储存性和可移动性。除了少数可由电子工具运输的服务外，大多数服务产品是生产与销售同时同地发生的，供给与需求是时空统一的，它们就成为所谓“非贸易品”。非贸易不是指真不能交易，而是指只能面对面交易。就此而言， “因地制宜”也就成了按本地需求生产。

1．本地城市化水平与本地需求：地区服务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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