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踏莎行》的审美意蕴与人生启示(2)

　　（二）用“曲尽人意，动摇人心”之情抒写生活痛感之美 
　　在中国传统诗论中，自《毛诗大序》就曾有过“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说法。而就引起“情动”的因素而言，则《礼记·乐记》中就有过“人心之动，物使然也”的说法。其后钟嵘在其《诗品·序》中，对于使人感动的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自然界的现象，另一类是属于人事界的现象。前者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祈寒”，后者如“楚臣占意，汉妾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前者可“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后者也同样是“凡斯种种，感荡心灵”。　　秦观的《踏莎行》是一首很能令人“情动”的佳作。如果说词的上片是借自然物象“摇荡”人之“性情”，则下片就是着重写人事界之景象，以使人“感荡心灵”。 
　　下片极写远谪之恨。友人把梅花送给我，又寄书信来慰问我，或是词人说我怀念我的家人亲友，想托驿使带去一封家信。但不管是谁“寄”谁“传”，结果都是因为远迁荒远之地，关山阻隔，音信难传，于是便只有“砌成此恨无重数”了，要多少日才能收到一封家书，诉说家人与我的长相忆。他要说沉重的悲恨，就用一个“砌”字来叙写，是一块一块的坚固的砖石砌起来的，是重重叠叠的悲恨，数不清，说不尽，无消歇。然后，再举目远望，发出无理之问：郴江水呵，你本有幸绕着郴山轻快流淌，却要为谁流到潇湘，奔向远方？词人那深重的冤谪飘零之苦，思乡感旧之悲充斥字里行间，使人如闻其悲苦哀绝之声。末两句，是无理问天之语，其用意在可解和不可解之间。这在表面所写情景之外更增加了一种神秘而无理性的气氛，更具吸引力和感人的力量。郴江水绕郴江流，东向注入湘江，本是自然现象，无感情可言，但敏感多情的词人在历尽远谪思乡之苦后，竟以自己的心想象为郴江水之心，加入有情字眼“幸自”“为谁”，平添了一种象喻意义。无情的山水顿时化作有情之物，而使那郴水流出郴山直下潇湘不返的造物之天地，成为冷酷无情。这种深隐幽微、哭怨无理的情意是极难以理性去解说的。苏轼也是一个亲历远贬迁谪之苦的人，尽管写得隐曲无理，但他读时会引起一种直觉的感动，这便是“人生经验通感”所致。由于他与秦观有类似的经历，读此二句，便诱发出一种联想，并引起深深的共鸣，用自身的人生经历去补充和证实作家作品的可信性，他们心灵相通的最良导体就是“人生经验通感”，因之参与欣赏品味，苏轼便觉得词人所写是和谐、完美的，代他说出来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苏轼“绝爱”二句的原因。王国维崇尚自然写实，又不完全理解苏轼欣赏二句的心情，故谓之“皮相”。其实，王国维既不懂苏轼，也没体会出秦观内心真正的悲哀。 
　　有时候，在诗词之中，无理之语就是至情之辞。秦观所问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令人想起屈原《楚辞·天问》中对天地宇宙的提问，李白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李商隐的“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西溪》），“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寄远》）……这些都是无理之语，也是至情之辞。正是那些生活遭遇到极大忧患挫伤苦难的人，才对天地之间的不平发出这样的究诘。所以，秦观说郴江就应该留在郴山，我们为什么不能挽回那东流之水呢？为什么不能使美好的东西永远留下来呢？这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而至于“曲尽人意，动摇人心”，这是他过人的成就，是宋词里的一个进展。没有秦观这样深悲沉恨的人，写不出这样一个深悲沉恨的句子;没有那种心灵上想象，不能跟假想形象结合的人，就赏不出下片的象征意味。这里与上片的“桃源”“杜鹃”相承应，由对快乐之处与美好岁月的悼念和怀思，到“此恨无重数”的惨切及最后的流泪追问，笔力沉挚，又余音袅袅，令人深思，展示“缘情”“之作”与“心绪”文学特有的审美意蕴——一种极纯真、痛彻肺腑的心灵审美，那时梦时真、缠绵往复之心曲给人以特有的美感。 
　　《踏莎行》全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创造了一个凄婉和绝妙的意境。前人说“诗无达诂”，词亦宜然，不同的人欣赏便各有所得，我们无须强求评判划一，只要能感物怀人，怡情养性，使人生更富诗意与美感，足矣！ 
　　二 
　　词人已矣，但他的《踏莎行》却代代相传，不管如何星移斗换，如何物是人非，此词都能让读者有光景常新之感。宋时事，少游情，似历历宛在，不曾淡去，让人无法淡忘的还有词人与词作留下的人生启示。 
　　（一）莫学秦观作失路之悲 
　　在诸多的人生追求中，常人所看重的往往是个人的名利，对于士大夫文人来说，则主要是仕途和功业，秦观便是此中人，他少年豪俊，胸怀大志，好读兵书，准备驰骋边疆，建立不朽的奇功伟业，并以为“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4]（陈师道《秦少游字叙》）。不料，世事艰难，他三十七岁才中进士，到四十三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即被卷入党争的政治漩涡，随苏轼等屡受迫害，先后被流放到处州、郴州、横州（今广西横县）和雷州（今广东雷州）。由于他的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故一旦希望破灭，就异常失望和痛苦。他被贬雷州时，曾自作挽词，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故此后不久即逝世，年仅五十二岁。一首《踏莎行》，写尽这位“古之伤心人”[5]的伤心事，词中所浸透的泪水和充斥的揪心愁恨都在诉说着词人的失路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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