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与湖湘女作家的性别书写

　摘  要：湖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尤为重视女性启蒙与女性解放，直接开启了从湖南走出的三位著名女作家的人生之路和文学创作。她们用逃离与反抗书写着性别的主题，用“打出幽灵塔”的姿态演绎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集体宿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 
　　关键词：湖南  文化启蒙  逃离  反抗 
　　1927年至1928年，湖南诞生了三位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即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称为“天才”的女作家丁玲;以《打出幽灵塔》而被称为“才女”的白薇;以《从军日记》而轰动文坛的谢冰莹。三位女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从湖南走出，其个人经历与文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文性。湖南如火如荼的文化启蒙开启了她们的写作之路，促发她们用自己的笔、血泪和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 
　　一、湖南的文化启蒙 
　　“现代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处南北军阀混战的中心）和高扬蹈厉的近代革命传统，成为了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基地。”[1]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湖南的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有两大特色，一是文化期刊林立，二是文化争论频繁。据统计，五四前后湖南有数十种文化期刊创刊，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湘江评论》《救国周刊》《学联周报》《女界钟》等。这些新文学刊物热烈讨论国家大事、社会万象、人生理想等，推出新的文学题材与主题，预示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提倡个性解放、呼吁民主自由。在这个主旋律中，女性的解放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女性的婚姻、家庭、爱情问题也成为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最关键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注。五四前后，湖南《湘报》《大公报》等报纸尤为关注女性问题，在女性启蒙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五四前后2年时间内，《大公报》成功组织了5次关于女性、爱情、婚姻的讨论活动，针对南阳街赵姓眼镜店之女新婚之日在花轿自杀事件、李欣淑女士出走事件、袁舜英女士自杀事件、彭襄与范女士结婚问题、周希颂与凌女士离婚问题等，将女性命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结合起来，掀起了湖南妇女问题讨论的高潮，极大地唤醒了湖南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走出了三位人生经历和创作背景极为相似的女作家：白薇、丁玲、谢冰莹。细细考究，三位女作家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离开湖南之前，她们拥有类似教育背景：白薇和谢冰莹都是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丁玲曾先后就读于桃源女师、岳云中学、长沙周南女中。促使她们出走的原因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逃离包办婚姻。白薇有着一段痛苦的婚姻，“拳击，口咬，父亲的娇女被一个有名的凶恶寡妇，打破眼睛，咬断了脚筋，血流满面，血流染趾涂地，凶妇和儿子再撕碎她全身的衣服，打青她的胸背，又拿了斧头来斫她。”[2]丁玲是不愿与她定下亲事的三舅的儿子结婚，在当地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痛骂自己三舅的文章后，瞒着母亲逃离家乡。谢冰莹历经三次失败的婚前逃跑，仍未放弃，最终在婚后成功出走，登报申明离婚。当她逃奔中极度绝望的时候，就鼓励自己：“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断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3] 
　　三位女作家在现实中的“逃离”之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她们逃亡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五四新思潮传至湖南后，对她们产生的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丁玲才十四岁，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学校里卷入这一运动，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4]在这股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丁玲开始了她的反叛之路。白薇的逃离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夕，然而她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新文化传播给她带来的精神资源，“在第三女师范，我曾以领袖资格，纠合年轻气锐的同学，要求先生讲世界大势的新文章，读白话文，至掀起学校新旧冲突的风波。[5]1918年，在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的谢冰莹收到了在外地读书的二哥给她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新演讲集，一本是胡适的翻译短篇小说集，使她“开始对新文学发生无限的好感与崇拜。”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三位女作家的出走显然都是受益于湖南新文化运动中对女性启蒙的推崇。 
　　二、逃离：性别书写的主题 
　　娜拉式的出走，对于五四以来的女性，似乎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对娜拉的想象、言说、仿效是新女性与过去诀别的第一步。在三位女性作家的笔下频频看见娜拉式的人物原型，对于这三位“打出幽灵塔”的新女性而言，逃离或出走的经历不单是个体性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集体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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