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词”与“物”的关系——读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2)

二、“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

从18世纪末开始，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动摇了一直以来占据西方文化史统治地位的“摹仿说”，人们逐渐颠覆了“词”与“物”的统一性原则。康德提出的“艺术天才论”认为，真正的艺术得益于天才的创造，这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要用摹仿来实现，摹仿并不是艺术家的真情流露。此外，黑格尔所提倡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彻底否定了“摹仿说”，他认为，在自然面前，人的摹仿永远是力不从心且无趣无味的，艺术是人之心灵的表现。19世纪末期，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人类以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人们认为，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非理性主义文化第一次形成了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巨大冲击。到了20世纪，后现代主义更加强调“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超现实的真实”大大超越了“物”的范围，使“词”的表现空间大于“物”，二者的统一性原则被彻底打破。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福柯对于“词”与“物”不对应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

比利时画家玛格丽特曾经画出一只烟斗，但画家却说这不是烟斗，使得文字与画面产生了背离，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作《形象的背离》。福柯深入分析了这幅画，认为它深刻地说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不对应关系，打破了传统的相似性原则。玛格丽特的说明让言语获得了否定的力量，它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阐释工具，形象和言语之间的统一性被彻底颠覆。这恰恰印证了福柯的话语观——“词”与“物”之间本身就不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词”不是为了表象而存在的。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摹仿说”，它认为表象只是为了确证实物而存在的，但玛格丽特在《形象的背离》中建立了“词”与“物”的全新联系，开辟了言语的新功能。所以，福柯认为，语言和人的生存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指出，当代必然不再像18世纪那样以人类为中心了，进而在《词与物》的最后一章，福柯宣告了“人之死”，其话语理论也随之诞生了。

福柯认为，话语要讨论的不再是“思考的主体”——人，而只是话语本身，话语不再是人类意识的附属品了。他总结出社会控制话语的方式：第一种是“排斥原则”，人们总是由于身份、场合的变化考虑到环境、社交礼仪、交谈对象的“禁忌”；第二种是内在规则，包括不同时期的特定话语、作者求得文本统一性的原则、不同学科领域的限制性话语；第三种是人们在使用话语时受到的限制。可见，话语受到社会和人的双重影响，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和社会权力、秩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福柯认为，话语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它满足了权力的需要。

许多文学作品也同样说明了“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最突出的就是现代派文学以及萨德对于“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反叛。比如，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以丑为美”，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异化关系的揭示本身就是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否定，三者的不和谐使得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通常不能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客观地反映。另外，现代派文学还彻底否定了客观世界。如此一来，作为“词”之源的“物”已经被消解，那么二者的对应关系就完全不存在了。再从语言形式上看，现代派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意义模糊，往往不能找到现实的对应物，所以，“词”与“物”呈现出彼此分离的状态。例如，法国著名诗人、现代派文学理论的奠基人马拉美，其诗歌语言晦涩难懂、形式独特另类。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难以从表面理解其思想内涵的，只能通过“暗示”的方式去传达作家想要表达的内容，这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文学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展现一种神秘的力量。总之，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语言与事物完全脱离了。

三、对当下“词”与“物”关系的思考

根据福柯的观点，“词”与“物”的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统一走向分离。从社会方面来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难以通过命名来了解事物，文化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衰落，这是“词”与“物”分离的一大后果；从文学方面来看，以前的文学严格遵照“词”与“物”的统一性原则，作者和读者很容易相互理解、产生共鸣，而在当下，由于“词”与“物”的关系不再对应，越来越多的作品让人难以理解；从人的思维和实践方面来看，“词”与“物”的分离状态使得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走向多样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从客观上说，这些变化也让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经典论文探析“词”与“物”的关系——读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2)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