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型；“词”与“物”
福柯所著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之一。福柯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四种知识类型，每一种知识类型都与时代相关联，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知识类型中“词”与“物”的关系也不同。为此，福柯在书中深入探讨了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从“词”与“物”的关系入手阐明其话语观。本文通过对四种知识类型以及知识型转变过程中典型形象的分析，总结出福柯如何看待“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和这种关系在文学中的表现，进而探讨当代“词”与“物”关系的新变化。
一、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及其转变
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知识构造原则是“相似性”。此时，词与物是难以区分的，二者是同一的。“相似性”构造出文本的阐释模型，解释成为知识的核心。符号决定了人们可以知道什么，以及怎样表达知道的东西。这一时期的知识就是发现物与物的相似，这种相似性使得宇宙成为一个整体，而语言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组成要素。因此，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比关系，而非指涉关系。因为词与物的不加区分，书面语在这一时期显得非常重要。书面语成为上帝的创造，作为语言的积极方面，它先于转瞬即逝的声音，让词与物的联系更加密切。书面语的主导性使得知识的地位无处安放，观察和语言表达之间存在着无限的交集，这就引发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模糊。
到了17至18世纪的古典时期，语言的性质发生了整体改变，同一和差别原则代替了相似性原则。此时，“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号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合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符号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与世界分离开来，不再以“相似性”为依据和物相关。这一时期，符号有确定和不确定两种性质，符号的独立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区分了人和动物，使得人类真正地成为人类，理性的知识就此诞生了，分析重于阐释。同时，知识开始分门别类，其本质变为表象世界、再现世界。福柯认为，表象分析遵循事物的秩序来再现事物，人类不再习惯于将事物联系起来，而是区分它们，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同一和差别。知识的任务就在于给表象世界以观念秩序，它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自然科学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知识形式。
从19世纪初开始，历史的观念取代了秩序的观念，世界的构成要素不再由同一和差异原则决定，而是取决于有机结构和功能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此时，语言开始关注自身的特性，它与其它事物在同一个层次上，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词不是附属于表象的东西，它附属于语言规则，语言成为一种时间和历史的存在。时间概念的强调让现代知识进一步分化，一种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不同领域了。现代知识类型使得同质的知识向数学、经验科学、哲学三个方向分化，基于分析的数学、基于表象的经验科学、基于反思的哲学相互作用，合力构成了现代知识的三个基本维度。
到了当代，在福柯看来，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类学、语言学逐步代替了人文科学，由现代知识型到当代知识型的颠覆性转变导致了主体和人的消亡。此时，人不再作为认识的主体，人类由知识、语言和历史的创造者变成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产物。福柯在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不是具体的人。“人的死亡”和“人的消失”的意思就是：知识形态意义上的人不存在了,人文科学也随之消失,因此，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也就消失了。
以上四种知识型的转变都是以“词”的转变为标志的，具体表现为三个典型形象。第一次转变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福柯认为，“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已经结成了新的关系。”堂吉诃德眼中的骑士生活在普通人眼里十分可笑，其所用之“词”和所存之“物”不再相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便就此终结；第二次转变以萨德为典型，“萨德的角色在古典时代的另一终端，在古典时代衰落时与他（堂吉诃德）对应，不再是表象讽刺地战胜相似性，是欲望之晦涩而反复地强力拍打着表象的边界。”萨德的语言俨然成为一种对象，表象世界已经消失了；第三次转变以尼采为典型，他向人们宣告“上帝死了”，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物”也随之被否定，“词”再也无法指涉“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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