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乡镇行政指导的三个理由(3)

　　这种思想反映到我国学术界，就是针对国家权利边界的模糊、干预社会生活过于随意的弊端，主张“有限政府”。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第一，对有限的含义理解有误，仅仅把它理解为管辖权限的有限，而对管理方式的有限性、责任的有限性等理解不足；第二，把“有限政府”理解为“弱政府”未必妥当。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在某些领域应当是足够强大的。
　　在现代世界，政府管理的力度逐步加大、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福山发现，“在20世纪的前75年，非极权主义国家(其实也包括所有民主国家)的规模、职能和范围均扩大了。20世纪初，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国家财政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近50％(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占70％)。”他还发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强调有限政府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严重问题恰恰是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说，是由于“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则需要强化。主张自由化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此非常明白，只是在这个时期内相对强调减少国家干预，而这点则往往被混淆为或被故意曲解为全面削弱国家能力。”嘲而这样的混淆常常是包含着一定恶意的。 　　反观我国乡镇政府的建设，过强与过弱的问题同时存在，而且某些领域表面上的“过强”其实常常是由于实质上的“过弱”所造成的。正是由于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过于随意，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削弱了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结果就是政府的“弱”；正是由于国家放弃了自己在其他领域内的职责，这这种表面上的“弱”削弱了国家存在的基础，迫使国家过多地动用强制性的力量，这又形成了表面上的“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国家的职责，以及国家为解决不同的问题应当采用的不同手段。
　　实证研究表明，乡镇政府其实是公共产品提供的最适合的主体，因为乡镇政府有财政来源，与基层的距离又最近，一方面弥补了县政府管辖范围过大，因此可能一刀切的毛病，又克服了村级自治机构缺乏财力、范围过小的问题[413“。但是当前乡镇政府财政困窘、行政支出居高不下，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提供；为了弥补财政上的困难，乡镇政府不得不像经济人那样行动，什么事情有利就干什么事，只要能够得利，什么事都敢干。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乡镇政府在一些人看来除了添乱以后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当前的任务，第一步就是把乡镇政府动用国家强制力的范围予以严格的限定，应当把这作为建设有限政府的一个基本内涵。原则上，除非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不严格照办或立即执行可能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紧迫的和现实的危害，一般不宜直接动用国家强制力。即使动用国家强制力也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这些事件之外，应当更多地提倡软法，比如政府的奖励、示范、指导等等。在乡镇政府财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之下，行政指导无疑是首选。
　　三、协调农民自治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1978年以后中国推进了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重新赋予农民。此项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在短期内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面貌。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单纯的土地承包、甚至更为激进的土地私有的主张，都不足以改变农村的弱势局面。因为遵循这样的思路“不过创造了两亿多独立的农户，对小农而言，变幻莫测的市场价格并不比国家计划更友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会导致农村工业的发展”。因此潘维的看法是，简单地把农民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必然会导致农民更为严重的破产，真正能够促使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力量乃是某种社会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政府对于市场活动的某些特殊的介入。
　　潘维的看法无疑令某些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感到不快。但是他的看法在逻辑上确实有基础：你不可能想象在知识、资金、组织、信息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农民在“自由”的竞争中居然战胜了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的市场主体。或许有人说，农民将在市场竞争中变得更为强大。但是，数据表明，事实上打工农民真正进入管理层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独立创业获得成功的不会超过百分之三，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农民阶层是失败的和破产的。在实证上，卢迈根据其对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调查也表明，村庄政府在兴办企业时能够用它的行政、人力和财政资源，为企业直接提供土地和资本等投入品或提供信息交换、信誉担保、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的服务。人们都知道，像美的集团这样的成功企业，它同政府的渊源是很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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