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悖论”与构建服务型政府(3)

　　(二)取缔大大小小不合理的收费和管制，实行社会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政府采购，并使政府决策集团的职务消费全部货币化、市场化，从根源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决策集团腐败的可能性 
　　同时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和惩罚力度，打消政府决策集团和政府公务员腐败时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三)给报纸、电视等新闻传媒机构以独立的监督权，建立政府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证制度 增加政府执政的透明度，并大力构建民众与政府间的沟通机制与监督激励规则，给监督者以强有力的物质、精神激励和法律保障，使政府机构真正实现阳光执政。 
　　(四)建立可进可出、有奖有罚、能上能下的合理的用人制度，打破铁饭碗与论资排辈的陋习 
　　当前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进入的门槛，吸收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也对政府机构的臃肿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而退出机制和升迁机制的设立，又使服务态度恶劣的公务员被辞退，使工作能力强的公务员得到升迁，进而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态度。 
　　(五)在一些地方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推行直接普选制度来组建各级政府的决策集团，加快民主化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党内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情况，使政府决策集团和政府公务员真正懂得“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道理，在心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六)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期，必须尽快废除以GDP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纠正那种见物而不见人的片面发展观 
　　尽快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机制，追究政府行政机关和官员在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失职的责任。 
　　(七)以“三个代表”的深入贯彻来限制政府公务员的自利行为 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于它们。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这些偏差。”换言之，人类社会强有力的道德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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