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关系复杂，譬如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外交关系；与朝鲜、韩国的外交关系；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
冷战后维系东亚和平稳定的战略均势，主要是由中美日之间的“政治力学”决定的。由于近年来中美日各自综合实力、地区战略和彼此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只有充分关注并把握其趋势，才能够窥得东亚的未来。
而更具现实紧迫意义的是，在当前的中日对峙中，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进而正确解答美国在想什么、日本在想什么，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将难以科学化地制订。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虽然它早就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使它在亚洲以外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国际重大问题几乎无一没有中国的参与:从武器扩散到人权、能源保障、北朝鲜、伊朗、苏丹和联合国,中国都发挥了作用,北京对于它在世界政治中的显著角色越来越有信心。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军事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国力的日臻完善，中国认为,它按照自己的主张再度成为全球大国是必然结局。如果一切按北京的计划发展，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也会在国际体系的大国当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中国外交政策所针对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中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设法抗衡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打破这种局面。
为了推进其国家利益,中国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世界各国对华盛顿或美国政策的不满只会给中国带来便利。中国的宏伟战略当然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台湾和原材料、尤其是能源的供应。中国到处结交朋友和盟国以便推进它在亚洲、欧洲、非洲和中东以及拉美地区的计划。跟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致力于改善经济状况和扩大政治势力。它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举动令人担忧，因为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比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欢迎有美国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大国来到本地以供选择。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推进面临一些难题,包括地理差距、文化和语言等。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5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7月21日，与会各国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会议最后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世界看到了同美国所掌控
的安理会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24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历时7天的万隆会议，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它首先集中体现在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上面。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提出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决议不排除同亚非地区以外国家的合作，但它强调了亚非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决议提出以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鼓励促进亚非国家间的联合企业、扩大贸易往来、采取集体行动稳定原料商品国际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尽管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了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文化合作的决议，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制亚非人民发展民族文化和阻挠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与会国决心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发展亚非文化合作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发展文化接触。这会丰富它们自己的文化，并且还会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了解。”公报在“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其他问题”这3部分决议中，宣布它“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和“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并注意到“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决议谴责“对于成为非洲广大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关系的基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和实践”；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决议支持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特别是北非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些国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也门为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具备会员国条件的亚非国家，决议认为亚非地区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应能使亚非国家参加安理会，“以便它们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贡献”。决议表达了亚非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重关切，认为“裁减军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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