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瓜所引发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寿光传统的旧有蔬菜种植模式,不但富了三元朱,也燃起了整个寿光种植冬暖大棚的火种,继而席卷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绿色革命。许多年前,曾有一位美国专家说,中国对世界农业贡献最大的有两项:一是杂交水稻,一是日光蔬菜大棚。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随着“大锅饭”的打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拥有生产自主权的农民在种足口粮之后,又使寿光历史上“种园子”的传统得以延续。寿光南部因其土质肥沃、雨水充沛,自古农民就有种菜的习惯。
自家吃不了的菜,便拿到街上售卖。寿光的北邻,是有着30多万职工的胜利油田,油田区不产菜,一有卡车出来时,便在路边捎些菜回去。有种、有卖、有买,在车辆必经的五路口(地名)自发形成了市场。
在一次修路中这个给百姓带来财路的小市场却不幸被撵走。百姓手里的菜没了出路。有人试探着想开辟新的市场,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尚未解放的当时却步履维艰。有村干部甚至因害怕破坏风水,而拒绝将市场建在自己村边。
那是1984年,一愁莫展的县工商局长找到了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商量,王伯祥不假思索地推荐了九巷。“九巷占据地理优势,且书记思想开放。”经县委研究,两个月之后,占地20多亩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建成。老百姓手里的菜又有着落了。市场的建立与蔬菜生产相互促进,当年的蔬菜成交量即达1.5亿公斤,交易额5500多万元。
火热的交易场面提醒了王伯祥,让他注意到蔬菜市场的巨大潜能。1986年,他上任县委书记,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把蔬菜产业做成寿光的金字招牌,让百姓都能搭上蔬菜这趟顺风车。出身农家的王伯祥知道:“一亩园能顶十亩田。”关键是,逐渐富起来的人们不再只看重“粮袋子”,而是愈加关注“菜篮子”。要不,中央领导们怎么会把“菜篮子”当成一项工程摆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在他召集的县委班子论证会上,他阐述了想法:抓蔬菜生产固然重要,但市场做大了,蔬菜才能更好地流通;流通不成问题了,生产的积极性才能被带动。他建议,继续培育和扩建九巷蔬菜批发市场,且为全县的第一要务。让蔬菜市场为支点,经济规律为杠杆,来撬活寿光经济。
在计划经济坚冰仍未完全破除的1986年,“市场”两字仍让不少人有冒险之感,有人小心提醒王伯祥:大搞“市场”到底行不行?搞出事来谁负责?王伯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想法简单却坚定:“只要百姓能从市场上挣到钱,培育这个市场有什么坏处?”1986年底,县委形成《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
九巷市场得以三次扩建并正式成立管委会,由副县长亲任负责人抓市场管理;银行、邮局、工商所、旅馆、商店等配套机构相邻而建;全县24个集中产菜的乡镇全部成立蔬菜销售公司、400多个村全部设立蔬菜销售点;他们利用各种关系,与200多个大中城市的850多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销售关系;全县还建成大型恒温库58座,12处蔬菜加工厂。
阅读菜市场的价格、交易量报表,成了王伯祥上班的第一件事情;为蔬菜市场的发展扫除障碍,成了他不遗余力的责任。乡间小路逢下雨就泥泞难行,影响蔬菜运输怎么办?某段时间蔬菜价格大幅下落怎么办?菜市场常有人欺行霸市怎么办?这种种困难最终都在他坚定的信念下得以顺利解决。
所有这些,为寿光蔬菜树立全国性品牌奠定了基础。九巷市场由最初的占地20亩变成150亩、600亩,规划和建设愈加科学和完善。最得实惠的是当地老百姓,有的菜农一天进出市场送菜五六趟,一趟就收入一两千元。有的人则搞运输、办餐饮,搭上了蔬菜市场的顺风车。有人说,同样的菜,在别处卖不了,拉到寿光的市场,就能一扫而空。
以寿光县城为界,一条无形的咸淡水线将寿光分成南北截然不同的生存区域。寿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宜耕耘播种;而寿北,却只有寸草不生的120万亩盐碱地——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种树树不长,种粮粮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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