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主要精神(2)

　　十五届三中全会：建设新农村。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这次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形成，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规律认识更加深刻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新任务、新起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今后十年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展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被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这意味着中国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将进入全新阶段，即改革的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由此，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开序幕，经济、社会及行政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态势开始形成。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被写入中国发展的战略文本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全面展开。

　　十七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正因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关注面更加集中，这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因此，纵观历届三中全会，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方面，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本次三中全会，刚好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三中全会从农村破题，扭转了中国的航线。弹指一挥间，时间又将中国带到了一个岔路口。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中定位于研究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提速过程中，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且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同时，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也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可以说它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的深化完善和创造性发展，两个三中全会，一根农民主线，它的意义不亚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具体分析它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破解农村发展现状的需要。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生活到“农工商”全面发展“走出国门”，30年来，中国农村经历了几千年来发展变化最快的“改革开放”洗礼，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中，研究“三农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下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支持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变革，大部分农民有了生产自主经营权，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了“自由之身”。新世纪之初，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提出建设新农村的20字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各地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明显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推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推广，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加强，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不少地方还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农民说“种粮发补贴”、“母猪交保险”真是“千年等一回”的好政策啊！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三农”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0年来达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直在走牺牲“三农”的政策路子；还有农村空心化，土地流转困难，农村资金逆向流向城市等问题，也严重阻扰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呼吁“粮食价格提一点，政府补助多一点，农资价格稳一点”。因此说，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实力，我们的眼光进一步关注农村已经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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