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行业的道德理论

　　所谓的新闻界的道德底线，说到底，指的是新闻的伦理道德。一般地说，它指的是由新闻界制定的或者由新闻主管机关颁布的并为新闻界认同的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的新闻伦理道德原则、新闻伦理道德规范和新闻传播行为准则。

　　所以要设置道德底线，无非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运用法律手段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强制性调控的同时，又依靠道德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力量，督促和监管新闻从业人员对自己的职业行为实行自觉的自我控制。也就是说，有了这两个方面的呼应，才能使新闻的社会调控取得最佳效果。如果说新闻法制是一种“硬”调控手段的话，那么新闻伦理道德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软”调控手段。

　　在我国发生过的山西繁峙矿难事件至今让中国新闻从业者难以忘却。矿难事件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相关方面竟然以金钱开路，“扳平”了众多媒体记者，一时间达到让记者“封口”的目的。这一事件曝光后，相关人员受到了严肃处理。但这一事件，也同时让中国新闻界反思，反思我们的新闻伦理道德，反思我们的这种道德底线如何设置、如何实现。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也发生了记者布莱尔写作虚假新闻的丑闻，使世界闻名的《纽约时报》承受了诚信危机的巨大打击。

　　纵观中西方新闻的实践可以看出，要让记者编辑们守住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是中西方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在这里，我们也正是希望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的新闻伦理道德架构的比较，来寻求破解这一课题的更好的答案。

　　应该说，无论是西方传媒业，还是中国新闻界，新闻的伦理道德主要还都是通过新闻自律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这种自律一般体现为两种形式：建立一定的自律组织和制定自律原则。组织形式如西方新闻界的报业 或新闻 荣誉法庭、报业 或新闻 评议会、新闻政策委员会等，其职能主要是对新闻工作者是否按新闻道德自律原则办事起监督、评判作用。因此，自律原则就成为了新闻伦理道德标准的集中体现。

　　比较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一方面我们从纵向可以看到，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新闻理念和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而产生了不同的新闻伦理道德；但另一方面我们从横向也能发现，中西方在相似的传媒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传媒伦理道德问题也是相似的。

　　1.中西方不同的新闻理念导致了不同的新闻伦理道德

　　西方新闻传播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修正后的“社会责任理论” 即“新自由主义理论” 。从1644年英国的约翰·弥尔顿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到新闻自由主义原则的真正确立，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历程，自由、平等的观念深深地烙在新闻界的指导理念当中。但是随着自由主义实践的发展，人类的非理性、资本主义潜在的不公正，在西方缺失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日益暴露，于是早期的纯自由主义被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责任论” 或“新自由主义” 所取代。这种理念认为，言论自由是附有义务的道德权利，它是一项道德的权利。这与“自由主义理论”相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并不能改变资本对于媒介的占有和垄断，但是它更加强调了媒介的道德和伦理责任。

　　我国的新闻伦理道德规范是建立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之上的。这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开头表现得极为明显：“新闻工作者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声誉。”从而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新闻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我们的新闻伦理道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

　　2.中西方不同的媒体政治经济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新闻伦理道德

　　当代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属于私人所有的企业。随着竞争的垄断和加剧，这些企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报系和垄断财团的手中，而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必然要求新闻媒体体现出来，成为了他们的盈利工具。新闻媒介之间相互争论、攻讦、揭短，这种现象给人以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假象，并成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象征，其实这种象征正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集团竞争在新闻领域的反映，西方传媒的新闻从业人员只是对传媒业主负责，新闻传媒的道德失衡往往表现在媒介行为、组织行为上，新闻伦理道德规范也主要是针对新闻业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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