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整个的趋势其实是后退了两步,政策碰了钉子也会退回到原来的状态。
比如说2016年的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率急剧下降,2012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率是24%,2013年降到23%,2015年拦腰一刀降到了10%,2016年第一季度又降到3.9%,到了7月份降为负的0.01%,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百分之六点几的GDP的增长承诺根本无法实现,于是我们看到政府迅速做出了调整,首先派出九个工作组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发现一堆问题,很快当年出台了两个中央级别的文件,要求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2017年又推出一个鼓励企业家的精神的文件,也是中央级的、部委级的、省一级的文件出台了二、三十个,都是让民营企业家放心。也就是在向左退的时候,当民营企业家感到恐惧,以至于最后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财政甚至就业的时候,我们看到最高层及时做出调整,把之前的政策变得缓和了。
类似的调整,包括去年出台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件。什么叫做企业家创新精神,为什么政府要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这是标准的奥地利学派的说法,奥地利学派跟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获得的是剩余价值。奥地利学派认为价值或者是利润是创新带来的,整个跟马克思主义叫板,所以我们一方面宣扬为共产主义奋斗。一方面又用奥地利学派的这种观点来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这里看到了左一步,右一步的自相矛盾。这
也说明向左走远了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要调整意识形态也得跟着调整,而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左一步、右一步的特征。在我看来正好是此时此刻中国半极权半威权社会的时代特征,我们一只脚踩在过去,不管是感情还是观念还是知识都是阶级斗争时代培养出来的,可是我们又被迫走向开放,走向未来,走向纯度更高的威权社会,所以官方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语言、法治的语言,偏蓝色的语言描述未来、描述现在。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话语体系是红色的和蓝色的交织在一起,自相矛盾的话语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没法逃避的观念的特征。因为半极权、半威权的社会,这样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很难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而且能够稳定的新的意识形态。
按照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在哪,我们从哪来?以历史的例子来看,中国从极权走来,未来大概率的事件是走向威权。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怎么评价现在这个形势?我认为是这是非常值得乐观的一个走向,因为我们看世界转型史上的各种转型,只要是从威权开始的转型,比如说我们看台湾、韩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转型从威权,也就是有限多元化,转向民主法治,也就是高度的多元化都走的相当顺畅,从极权开始转型,比如说苏联东欧一步蹦到民主法治,这个过程会相当的艰难,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反过来从威权开始往这里转,确定性就大得多,社会的转型也稳定的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我们常常把社会转型形容为叫做“百废待兴”,而从威权社会有限多元化往多元化的方向转,就不是“百废待兴”,而是“五十废待兴”,“四十废待兴”,这就是
西方的政治学体系对中国的转型的基本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描述的前景使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但是历史上仍然有很多社会从威权社会退化为极权体制或者有些国家从威权转型到了民主社会却遭受到了新的挑战,最终转型失败。
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转型,在这种潮流中,中国每一次都参加。辛亥革命是第一次,二战之后的国共会谈是第二次,苏东剧变是第三次。每逢这种时刻,中国每一次都参与,但是每一次都没有转型成功。但是历史又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转型不管成功与否,只要整个社会的终极问题没有解决,转型的冲动就永远存在的——因为未来有效率更高的制度,基于人性趋利避害,所以转向制度的动力是无法消除的。历史的转型常常是第一次不成功就寄希望于第二次,循环往复。什么时候国家真正的完成转型,历史的门槛才算真正跨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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