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接受理论视角论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中庸》

从读者接受理论视角论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中庸》

【摘 要】译者对读者理解接受的观照关系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否顺畅地进行,中西翻译史上有不少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强调了关注译文读者的重要性。本文以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中庸》为例,从20世纪中期兴起的读者接受理论的视角来探讨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 读者接受理论 译者 辜鸿铭 期待视野 策略和方法

读者接受理论

读者接受理论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主要阐述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读者对作品接受理解的意义,把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彼此影响推进的完整的文学过程。它以姚斯(h．r．jauss)、英伽登(r．in garden)和伊瑟尔(w．iser)等理论家为代表，要求改变过去文学理论中的“作者中心论”，确立“读者中心论”，认为文本因读者的阅读而产生不同意义，而这些有个性的接受应受到重视。姚斯注重读者的接受对文本意义生成和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启示。他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借用并提出以“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为基础的文学接受理论，系统阐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对文学接受的重大意义。期待视野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的定向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由以往的阅读经

验和记忆所决定的视野。主要有两大形态：以往的审美经验(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窄文学期待视野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宽阔的生活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既可能与其阅读实际一致，使其快速完成理解，也可能与其发生偏离或冲突，使读者的理解受到限制。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受到作品的制约，又受到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而这两种制约表现在审美的全过程。因而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尺度就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姚斯的理论彰显了对作品审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读者接受的重视，强调读者接受的动态性特点。翻译活动旨在理解接受源语文本，不仅涉及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接受，还关系译入语文本受众的理解接受。本文将从读者接受理论出发，以清末明初被世人称为“一代鸿儒”的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和《中庸》为例，浅析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以读者接受理论浅析辜氏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由于“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不同，来自影响者的文学作品或现象在接受者的文化环境中会被选择、改造和重新定位，使其发生超越原先的文化境遇的畸变和新的生长。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和《中庸》在创作之时充分考虑到这点。他在《论语》译序中称：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

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其翻译目的：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洲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并陈述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这不仅表明辜氏对译文读者的高度关注，同时选择了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适应其意向读者的需要，即西方受过教育的普通英国人。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这位“怪才”的背景使他熟黯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1.语篇结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辜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firstly，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i have not failed in secondly，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ty and trustworthiness；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这段译文在语篇结构上选用副词“firstly”、“secondly”、“thirdly”陈述孔子弟子的话，采用“概括——具体”的结构形式，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具亲切感，利于传播儒家文化。在《论语》和《中庸》里，辜氏大量使用“then”、 “next”、“now”、“on one occasion”等副词、连词和短语以达到语篇结构的整体和连贯性。他还惯用不定式短语，如“to benefit”、“to encourage”等，这些短语发挥各种语法功能，使语言表达更清晰简洁，行文整齐，节奏明快。值得注意的是，辜氏在英译《中庸》中将原文本的第二十章移至第十六章，也是观照了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2.人名和地名

在两本英译本中，辜氏将子夏、子游、子路等弟子的名字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或“another disciple of confucius”,将孟子译为“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s native state”,孟武伯译为“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但音译出颜回的名字，这样处理虽使原文本中的具有丰富涵义的中国人名缺失，但达到了向译文读者传递儒家思想的目的；对于地名的翻译，他并不是全部不译(常解释为“a certain place”)。如：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译为：confucius, referring to the state of government in his native state and that in a

neighbouring state, remarked, “if ts’i would reform, she would have as a government good as lu (confucius’s native state),and if lu would only reform she would have a perfect government.”不仅译出齐鲁两个国家，而且进一步加以解释并说明其地理位置，旨在告知读者两国的重要地位。这样的翻译策略恰是辜氏的特意安排，他深切了解他的译入语的文本受众的理解接受情况。

3.中西文化比较

为便于读者更好理解儒家思想，在译文中采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进行阐释。在《论语》中大多采用脚注注释，而《中庸》多采取在译文的正文中夹注的方法。例如在《论语》中对“ts’i”（齐国）做了详细的脚注，将古代中国的齐鲁两国人民的性格特征与法英两国人民做对证：ts’i: an englishman would perhaps say the france of ancient feudal china; lu (confucius’s native state) was perhaps the england or great britain of ancient china.将颜回比作儒教福音中的圣约翰(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将仲由比作儒教福音中的圣彼得(the st. peter of the confucian gospel),把尧帝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亚伯拉罕(the abraham of chinese history[b.c.2356-2258]),把周公比作中国历史上的摩西或梭罗(moses or solon of chinese history)。还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时期与欧洲的时期相比较，如对夏代和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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