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存量测量(4)

率在稳态下是一致的，但现实情况是1952年前后的投资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往往差距很大，因此这种方法的估算结果值得商榷。

可以看到，这些研究的基期资本存量差别很大，有些研究没有明确自己基期资本存量的范围，可能有些含有土地，有些含有存货，如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在引用Chow(1993)的基期资本存量时没有说明是否包括土地；王小鲁和樊纲(2000)将测算的基年资本存量与Chow(1993)进行对比时也没有交代是否包括土地投资；张军和章元（2003）在基期资本存量中没有包括土地，但是他们应用的生产性积累额中包含土地投资，因此，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由于缺乏基础数据，研究方法比较粗糙，所以很难判断哪个数值更准确。

六、估算结果的比较

为方便进行比较，我们将相关研究的估计结果均调整为1952年价格。由图1可知，贺菊煌（1991）与张军扩（1991）同样运用积累总额作为投资指标，但张军扩的估计结果较高，主要是张军扩（1991）估计的基期资本存量（2000亿元，1952年价格）高于贺菊煌（1991）估计的基期资本存量（516亿元，1952年价格）。张军和章元（2003）采用生产性积累作为投资指标，他们的估计结果高于贺菊煌（1991）的估计结果。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张军和章元（2003）估计的基期资本存量（800亿元，1952年价格）高于贺菊煌（1991）估计的基期资本存量（516亿元，1952年价格）；二是张军和章元（2003）利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全国的价格指数对生产性积累进行平减，高估了投资流量。

张军等（2004）与单豪杰（2008）选择的指标和估算方法基本一致，只是单豪杰（2008）估计的折旧率（10.96%）高于张军等（2004）的折旧率（9.6%），因此，张军等（2004）估计的结果略高。

王益煊和吴优(2003)、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首先对资产进行了分类，分别计算了每种资产的折旧率，之后估计了每种资产的资本存量。由于对资产进行了分类，他们的估算方法更适合PIM方法论的要求，估计结果相对来说也更加精确。

七、结论

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 主要涉及四个变量的确定。对于投资流量指标，《OECD

资本度量手册（2001，2009）》建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额，特别是我国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重大调整之后，更多学者倾向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对于投资价格指数，既有文献一般选择其他的价格指数进行替代，在各种替代方案中，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指数被认为最佳，通过对比1991年之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发现二者基本一致。

由于数据缺乏，研究方法各异，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差别很大。然而，实证研究表明，1952年资本存量的选择对于1978年及之后的估算结果影响甚微。折旧率的选择对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至关重要，折旧率相差1个百分点，可导致1978年的资本存量相差大约10%，若折旧率相差5个百分点，那么资本存量的差异之大势必无法忽略（李宾，2009）。因此，如何更加准确的测算资本折旧率，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之，由于数据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我们对资本的分类还很粗糙，对资本品寿命的确定还缺乏更加权威和客观的依据。因此，对资本存量的估算，仍将是一个长期探索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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