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存量测量(3)

旧；李宾（2009）在1994年之前采用Holz（2006）推算出的国有企业折旧率，1994年以后用官方公布的分省的固定资产折旧额；薛俊波和王铮（2007）、徐杰等（2010）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推算出折旧率[31]。

以上研究的优势是充分利用了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薛俊波和王铮（2007）、徐杰等（2010）还利用投入产出表估计了各行业的折旧率，然而，由前文对折旧的定义可知，我国的折旧额是基于会计核算进行的“扣除”，没有与资本品的相对效率相联系，这种“扣除”在折旧模式上不符合的PIM要求。

3、自行设定折旧率或忽略折旧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胡永泰（1998）、王小鲁和樊纲（2000）、Wang和Yao（2001）均假定折旧率为5%；Young（2003）在研究中国非农资本存量时也假定折旧率为6%，Hall和Jones （1999）在研究127个国家资本存量时采用的折旧率也为6%[32]；Hu和Khan（1997）假定折旧率为3.6%；刘明兴（2002）、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则假定折旧率为10%；何枫等（2003）没有考虑折旧，实际上估计的是总资本存量。

以上折旧率的设定差别很大，而资本存量对折旧率的取值又相当敏感，李宾（2009）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出，若一个研究基于5%的折旧率，另一个基于10%，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将相差大约50%。因此，折旧率的取值对资本存量的估计至关重要，自行设定折旧率过于主观，估计结果当然也不具有说服力。

4、按照PIM的要求，采用效率几何递减模式推算折旧率

Hulten和Wykoff（1981）利用二手资本品的价格对美国资本品的效率递减和退役模式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式的假设，目前这种模式被美国经济分析局（BEA）采纳。王益煊和吴优（2003）依据财政部1994年制定的财务制度对住宅、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规定（城镇住宅为40年，农村住宅和其他投资为20年，非住宅建筑为30～50年，机器设备购置为8～20年，市政建设为25年，役畜产品畜为10年，其他20年），参考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采用几何折旧法测算了我国16个主要行业和7个固定资产分类的折旧率，城镇住宅折旧率为8%，非住宅建筑折旧率为9%左右，机器

设备折旧率为3.6%～13.8%，市政建设为3.6%，役畜产品畜为11%，农村住宅和其他折旧率为1.5%；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都采用了几何相对效率下降的模式，并借鉴了Maddison（1993）的建议，假定在建筑安装投资寿命为40年、机器设备寿命为16年的基础上，估计了建筑安装折旧率为8%，机器设备折旧率为17%；张军等（2004）参考了黄勇峰、任若恩（2002）的方法，假定建筑和设备的平均寿命期分别是45年和20年，其他类型的投资假定为25年，从而得出折旧率分别为6.9%、14.9%和12.1%，并计算了1952～2000年三类资本品在总固定资产中的平均比重，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经济折旧率为9.6%；白重恩等（2006）假定在建筑安装投资寿命为38年、机器设备寿命为12年的基础上，估计了建筑安装折旧率为8%，机器设备折旧率为24%，而年度折旧率则根据每年的建筑和机器设备的比重变化进行调整，其中1978～2005年折旧率在10.47%～12.06%之间；单豪杰（2008）通过比较研究，并参考财政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认为建筑年限确定为38年、机器设备年限确定为16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分别估算出建筑的折旧率为8.12 %，设备的折旧率为17.08 %，同时认为“其他费用”是依附在建筑和机器设备上的，因此在确定建筑和设备折旧率后，根据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的结构比重得出折旧率为10.96 %。

上述折旧率是依据资本品的平均使用寿命和财政部建议的3%~5%残值率计算出来的，如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根据工业协会和1985年政府税收规定、王益煊和吴优（2003）依据财政部1994年制定的财务制度、单豪杰（2008）参考财政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等确定相应资本品的使用寿命，由于参考和依据的标准不一致，使折旧率的估计结果偏差较大，究竟哪个标准是合适的，是否还有其他更合理的参考标准？无疑，这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五、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

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在已有研究文献中基本定为1952年和1978年。由于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一般来说基年选择越早，基年资本存量的取值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李宾（2009）按照初始资本产出比0.6、1.0、1.4、1.8、2.2、2.6、3.0、3.4来选择1952年

末的资本存量，分别使用固定资本形成额、新增固定资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调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四个投资流量序列，结合Holz(2006)提供的国有企业折旧序列，计算出资本存量。虽然对1952年末资本存量的估计最大相差５倍多，但到了1978年，四种投资流量下的资本存量差距均已缩小到了百分之十几，到了1993年，差距更是缩小到2%左右。这不仅验证了前期的研究结论，而且也表明K0的取值对资本存量的估计来说的确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对1993年后的宏观经济分析而言更是如此。

当然，由于学者对估算的理解和方法不同，得出的基年资本存量也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我们对基期资本存量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指出已有研究文献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资本产出比法

张军扩(1991) 采用帕金斯的方法，假设中国1953年资本国民收入比为3，利用1953年的国民收入推算出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2000亿元（1952年价格）。何枫等(2003)沿用张军扩（1991）的观点，即假设中国1953年资本国民收入比为3，并由此套算出1953年资本-GDP的比例为3.487，由此得出1953年我国年均资本存量为5611.29亿元（1990年价格），采用单豪杰（2008）推断的隐含投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发现何枫等(2003)估计的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3017亿元。

李宾（2009）首先利用资本产出比对基期资本存量做敏感性分析，然后排除掉那些在直觉上不合理的K0选择，认为1952年的资本产出比应在1.4～2.0之间，并分别在5%、10%的常数折旧率下做了对比观察，最终假设1952年末的资本产出比为1.6，与之对应的资本存量数值为4429.28亿元（2000年价格），采用单豪杰（2008）推断的隐含投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那么李宾（2009）估计的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1244亿元（1952年价格））。

2、利用固定资产原值（净值）或PIM方法推算

Chow(1993)利用历史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推算出1952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为582.67亿元，并估计农业资本存量为450亿元，土地的价值为720亿元，从而合计的资本存量为1750亿元(1952年价格)，如果除以中国1952年的GDP679亿元，那么Chow(1993)

估计的资本产出比为2.58。许多后续研究都采用了Chow(1993)的这一数值，如王和姚(Wang and Yao，2001)，李治国和唐国兴(2004)。张军和章元(2003)利用上海固定资产原值、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和农业资本存量三个方面的数据，估计出我国的1952年的资本存量分别为673亿元、572亿元和800亿元（1952年价格），并最终确定1952年资本存量为800亿元。

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从Yeh (1972)、Maddison (1995)、Albert Feuerwerker (1977)、Kuung-chia(1972)对中国的早期投资和GDP估计的研究中推出中国的早期投资流，并使用PIM推导出基期资本存量。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的基期1978年建筑存量为4714.05亿元,设备为1107.61亿元，合计5821.66亿元(1978年价)；孙琳琳和任若恩(2003)的基期1980年建筑存量为5132.1亿元，设备存量为1827.251亿元，合计6959.35亿元(1980年价)。从理论上讲，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使用PIM估计的基期资本存量数据，应该比较准确。

3、经验研究法

该方法的原理是假定经济稳态的情况下存量资本的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是相等的(ΔK/K=ΔI/I)，这样基期资本存量就可以表示为基期的投资额比上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例如Hall和Jones (1999)在估计各国1960年的资本存量时，就采用1960年的投资比上1960～1970年各国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Young(2003)采用同样的方法估算了1952年中国固定资本存量约为815亿元(1952年价格)，因为年鉴公布了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为80.7亿元，所以Young所用的折旧率和平均投资增长率之和应该为10 %，但我们发现Young所用的折旧率是6%，那么按照这样的方法推测，投资平均增长率应为4%。单豪杰（2008）通过计算我国1952～1957年的投资增长率，发现平均投资增长率大约是23%，因此Young的数据是值得怀疑的。张军（2004）也采用了Young（2003）的方法，利用10%的比例作为分母去除初始年份的投资数据，然而张军（2004）采用的折旧率是9.6%，由此可见，张军（2004）在估计基期资本存量时的数据处理同样也存在问题。

白重恩等(2006)利用1953年的投资数据比上1953～195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估算基期资本存量。虽然没有公布正式数据，但单豪杰（2008）通过文中介绍的方法，

推算出该文1952年的资本存量在230亿元左右(1952年价格)。由于白重恩等(2006) 采用1953年的固定投资数据作为分子进行估算，但他在后续推算中所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的数据，显然存在着估算不一致的问题。单豪杰（2008）运用同样的方法，利用1953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比上折旧率（10.96%）与1953～1957年固定资本形成平均增长率之和（23.1%）来估算1952年的资本存量，这样估算出来的资本存量大约是342亿元。单豪杰（2008）强调在这个估算中不包括土地和存货投资。然而，利用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分子，其中是包括土地和存货投资的，而且该研究后续的投资指标也选择了固定资本形成额，其中也包括土地改良投资，因此，单豪杰（2008）的研究也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4、其他推算方法

贺菊煌(1992)在估算时假设生产性资本在1964～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在1971～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理由是这两段时期内经济体制和国家政策比较稳定，用迭代法推导1964年的资本存量，再假定非生产性资本是生产性资本的一个比例，从而计算出1952 年的资本存量为946亿元(1990年价格)，如果换算成1952年的价格大约是516亿元左右。

唐志红(1999)通过不断优化生产函数在20世纪50年代区间的拟合度，采用逐步逼近的方法测算出中国1953年的资本存量为1800亿元(1980年不变价，其中是否包括土地没有交代)；王小鲁和樊纲(2000)根据反复推算将1952年的资本存量确定为1600亿元(1952 年价格)，但没有介绍具体的方法。

王益煊和吴优(2003)似乎没有准确理解基期资本存量含义，基期资本存量是估计资本存量序列的起点，他们估计的资本存量序列为1981-1998年，但文章中选的基年为1997年，1997年资本存量为70377.7亿元(1990年价)，文中介绍该数据是根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近几年国有单位分行业、分资产种类的固定资本存量调查、汇总数据，经过比较选择和加工整理得到。

郝枫(2006)基于Albala的最优一致方法估算基期资本存量，全国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1607.21亿元，与王小鲁和樊纲(2000)的估算结果比较接近。该方法假定产出与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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