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也来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的船只漂流到种子岛发现日本后，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活动，其天主教传教士也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教活动。接踵而至的还有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当时，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区域局限于九州地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丰臣秀吉曾下令取缔传教活动，但并未禁止正常的通商。 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对外经济交往一度相当繁盛，所谓“方今吾客商通外夷者殆三十国。自有我邦以来，未有如今之多且盛也”。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612年，幕府发布直辖地禁止传教令。1616年再发禁令，取缔天主教，外国船只不得与地方大名通商，只能在幕府直接掌管的长崎和平户进行。之后直到1633年，幕府又五次颁布“锁国令”，不但严禁天主教，而且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在此前后，日本断绝了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英国自动退出，只剩下信奉新教且保证不传教的荷兰及中国、朝鲜、琉球继续保持与日本的通商关系。至此，德川幕府完成了锁国体制。
德川幕府坚持锁国是有其原因的。世界近代史有种种事例证明，天主教传教士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中起到了尖兵的作用，尽管也不排除个别的例外。事实上，德川初期，主要集中在九州地区的天主教信徒竟达到70万众。在幕府看来，天主教的上帝信仰在日本民众中的扩散，无疑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必须彻底铲除。
但是，这还不是幕府推行锁国政策的唯一原因，同样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地处西南的“外样大名”是自由通商的最大收益者，他们在与外国的交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不但壮大了经济实力，甚至通过购入 军火壮大了自己的武装，这是一向对外样大名充满防范之心的幕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可以认为，锁国是既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又防止人们思想异化和地方势力崛起的两全之策，对于维护幕府的封建统治具有重大作用。“锁国”是对地方和百姓而然的，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锁国，因为日本并未通过锁国完全断绝与西方的贸易，而是通过锁国实现了幕府对国外贸易的垄断，独享了贸易的利益，锁国后对外贸易总额未见减少便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保持着有限的对外通商的窗口，日本依然可以在二百多年的锁国过程中有限地了解世界变动的信息，并感受和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被低估了。
尽管如此，由于锁国，日本与外界的交往毕竟受到了极大限制，其结果是一方面避免了西方殖民势力的正面冲击，从而延长德川幕府即日本封建社会的寿命；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锁国所设置的屏障也延缓了西力东渐的进程，相当程度地割断了日本国内经济与国外市场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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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罗山语。转引自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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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以原生形态的方式，在封建制度重重包围的缝隙中缓慢生长。
二、 幕末的经济发展与阶级分化
进入19世纪，日本社会在经历了200年的德川封建统治之后，终于迎来了近代社会的 黎明。
1、 幕末商品经济的发展
德川末期，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耕地面积比初期整整增加了一倍。生产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农用肥料的使用上，除了继续采用农家肥的传统方法外，还开始施用油糟和鱼粉等新肥料。在种子改良方面，优良品种增加并得到推广，如爱知县春日井郡仅水稻的品种就有133种之多。在农用工具的改良方面，出现了适合不同土地耕作的各种锹镐、灌溉用的水车、脱粒用的“千齿扱”等工具。在耕作制度方面，不少地区实行了双季耕作（“二毛作”）。此外还掌握了施用鲸油和石灰防止病虫害的技术1。
尽管有幕府的种种限制，由于有统治阶级的巨大需求，幕末农村的商品经济还是获得了很大发展，并且出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定区域化的趋势。商品性经济作物除了“四木三草”即桑、茶、诸、漆和红花、蓝靛、麻之外，棉花、烟草、油菜和大豆的种植也相当普遍。当时，畿内、东海地区的三河和濑户内海周边是棉花的主产区，而关东地区则以养蚕业的发达著名。如后所述，地区性特定经济作物的发展往往又是与当地相关手工制作业的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农民依赖土地并单纯种植米谷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日本学者的许多实证考察事例表明，幕末兼业农户已经相当普遍，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近畿、东海和濑户内海周边地区，完全脱农而依靠其他手段生存的农户已非鲜见。例如，对名古屋附近尾州下面一个叫作起村的农户在1845年经营状况的调查结果是：全村共有265个农户，其中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生活者52户，其余的213户中，198户为兼业户，67户为脱农户。后两者的具体经营内容为棉业加工生产者86户，生活杂具手工生产者27户，食品及肥料加工生产者22户，商贸、旅店及饭店服务业者58户，医生、理发师等个体经营业者9户，其他20户2。
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并行，国内市场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幕末时期的国内市场是以三都为中心展开的。大阪作为全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是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手工制造业、批发业、金融典当业相当发达。江户是幕府政治统治的中心，人口已超过50万， 12
参考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4-95页。 石井宽治著：《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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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大的消费城市，商贸业发达，并且独享五街道的交通之便。
尽管如此，还不能由此得出幕末已经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统一市场的结论。这是因为，近代性的市场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而幕末农村商品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后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滞留在较低的阶段。不过，有学者认为，幕末期日本虽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但以若干发达的中心城市为轴心的局地市场经济圈却已经形成。
2、 幕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
幕末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其存在的方式、程度和范围如何把握？这是研究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产生问题时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一步，“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第二步，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3。从幕末的情况看，第一步的转换基本完成，重点是考察第二步转换的情况。
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是从棉毛加工业等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开始的，日本也不例外。农村是城市商品的供应地，但农村小商品生产者并不能把自己的产品直接拿到城市去卖，因而在城市大批发商和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便应运产生了一个结构复杂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主要成分是农村商人和农村手工业主。前者的主要经营内容是收购产品，为此在产地设立“木棉寄屋”等物资收购站，再把收购物资运往城市交给批发尚，从中赚取商业利润。后者的构成分子是当地富裕农民，在人数上也远远多于前者，他们是地方商品生产的投资者和组织者，其生产方式和经营内容带有很强的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以家庭为单位使用织机生产棉布的情况广泛存在。起村的86户棉加工业者中，有44户从事织布业，其他从事纺纱、整线、染布各业，棉加工业的内部专门分工已经相当精细。
重要的是，在农村手工业生产的组织运行方式中，已经可以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雏形。部分富裕农民购置织机建立了家庭纺织厂“织屋”，在“织屋”里劳动的除了家庭成员外，还有来自附近农家的雇工。如宇多大津村1842年共有“织屋”18家，使用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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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东海道，中山道、日光大道、奥州大道和甲州大道。
日本学者大塚久雄、斋藤修持此见解。参见《大塚久雄著作集》第5卷（岩波书店1969年）和斋藤修著《原生工业化的时代----西欧与日本的比较史》（日本评论社1985年）。 3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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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37人，其中家庭劳动者和雇工的数字分别为50人和87人。这种家庭手工工厂多数规模不大，一般织机在10台以下，超过20台的为数不多，当然也有足立地区开办拥有200台条纹布织布行的特例。“织屋”的下一种经营方式也相当普遍，即把自家的织机甚至连同轧好的皮棉一起租给无力购置织机的农家使用，然后支付一定工钱，从中赚取利润。显然，这已经是一种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情况不仅在棉制品手工业部门广泛存在，在缫丝、酿酒、陶器制造等其他生产部门，资本投资行为和工资劳动者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仅此来判断幕末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依然存在许多困难，这也是日本学界长期以来围绕幕末是否进入“严密意义上的工厂手工业阶段”争论不休的难题之一2。根据经典作家的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一般要经过资本主义方式的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而“严密意义上的”工厂手工业阶段的重要性在于，这一阶段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已经形成。本书的观点是：幕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但它还处在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同时向工厂手工业转换的历史进程之中。
3、幕末阶级分化的状况
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腐蚀了封建体制的基础，其结果是导致幕末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同时发生的。
武士作为统治阶级，其内部严格地划分为许多等级。将军、大名是国家和地方的统治者，“旗本”和“御家人”以及年俸200石以上的武士有资格面见将军，他们都属于上级武士阶层。中级武士年俸一般在100石以下。下级武士也分成若干等级，其中“足轻”身份和俸禄最低。幕末时，统治阶级已经整体出现衰兆，陷入“贫困化”。
上级武士的贫困源于对物质的无限追求和享受，这也是在东方封建社会普遍具有的特点，而从日本的情况看，“参谨交替制”的长期实施确实是拖跨大名财政的直接原因之一。大名出行到江户“参谨”必须按规定进行。根据享保六年的定制，“20万石以上的大名骑兵15至20人，步兵120至130人，其他随从者150至300人”，其阵容蔚为可观。这些人要陪同领主在江户挥霍一年，隔年再来，其消费量之大可以想见。对此，本居宣长发出了“无益之费，和汉古来未闻”的感叹3。
尽管对农民的剥削与日俱烈，但年贡收入毕竟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各地大名日益增长的消费与年贡收入之间的亏差越来越大。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各藩大名普遍采取的对策是拖欠武士俸禄并向大商人举债，太宰春台的《经济录拾遗》载：“近来诸侯，无论大小，皆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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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详细情况请参看本章附论。 3
高桥龟吉著：《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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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足，贫困之甚，借用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若犹不足，则向江户、京都、大阪之富商大贾借金，年年不止”1。
上级武士的境况尚且如此，中下级、特别是下级武士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其基本原因是，第一，下级武士的俸禄是世袭的，随着家庭人口的自然增长，俸禄不足为济的情况难免发生。第二，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米价的上涨赶不上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而下级武士的生活又不可能离开其他必须的商品，以禄米为唯一收入来源的下级武士无法改变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现实。第三，下级武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追求享乐生活是其阶级本性，特别是在长期和平的年代，很难维持节俭之风。除了这些基本因素之外，幕末领主拖欠俸禄，无疑加快了下级武士贫困化的进程。
穷困的下级武士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或出卖劳动赚取收入，或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传的兵器，有的则干脆出卖身份，收养富裕商人子弟为养子。不过，幕末下级武士维持生活的最基本途径还是放下“斯文”，自谋生计（“内职”）。文政四年后写成的《甲子夜话》载：下级武士从事手工业者颇多，其中“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笼，小仓的合羽服装皆制作精细”2 。福泽谕吉也在其《旧藩事情》中写道：下级武士“若家有三、五人或老人，则岁入不足以衣食，故堪于家庭劳作，不问男女，或手工，或纺织，生活艰辛。虽曰此为内职（家庭中的劳动），其实内职为本职。”这些武士“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下等武士缺乏文学等高尚教育，有自贱之工商之风”3。由此看来，幕末贫困的士族虽然在政治身份上依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其经济地位已经与被统治阶级的下层没有多大差别。
经济地位的改变势必引起下级武士政治立场的变化，用本多利明的话说，他们已经“恨主如仇敌”4。显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已经到了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原本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尽管不排除个别的例外，从总体上说，这部分武士虽然还没有蜕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但却不再是现行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而是变成其掘墓人了，因为他们中间的多数希望通过改变现政权而找回昔日的地位和荣光。从历史上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改朝换代的事例并不鲜见。
与此同时，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分化也在急剧进行。在农村，本百姓的分化是朝着三个方 12
高桥龟吉著：《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第135页。 高桥龟吉著：《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第147页。 高桥龟吉著：《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一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第148页。 《日本思想史大系》44，岩波书店，1977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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