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础条件

论日本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础条件

1603年，德川家康在制服日本各地的反抗及割据势力后，迫使天皇授予其右大臣、征夷大将军职，并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开始执掌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的一直持续到1868年方为明治政府所取代，其统治长达260余年，日本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近世时期”，亦即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相交的晚期封建社会。

按照人类社会依照五种形态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应该是德川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德川时期具有近代意义的市场发育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存在，其广度和深度如何？支撑着近代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是否已经出现等等，无疑是研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形成问题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 德川封建体制及其经济制度

1、德川幕府封建体制的建立

日本的封建社会如果从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算起，至德川幕府建立时，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耕社会里，统治者对土地的占有和支配方式构成了研究日本封建经济的主线，它同时也是诠释同时代社会政治变迁的基础。在德川幕府建立以前的封建社会里，日本的土地制度主要有班田制和庄园制两种形式，德川幕府的经济制度是根据这些制度的调整和演变而来的。

日本列岛上出现的最初统一国家大和国于七世纪完成大化改新后，全面效仿中国的唐朝，政治上建立了律令制度，经济上则实行以班田制为核心的租、庸、调法。

进入十世纪后，随着中央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朝廷统治力量的日趋衰落，新的班田授受已经无法推行，而中央豪族等私人垄断的庄园却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到十二世纪中叶，日本已进入经济史上的庄园制社会2。

庄园经济的发展使中央豪族不仅直接掌握了自己所有的强大物质基础，而且还建立了私人性质的庄园武装，从而为其争夺朝廷的最高领导权创造了条件。1185年，源赖朝夺取大将军职，建立镰仓幕府，行使实质意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权。此后直至明治维新，天皇为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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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化改新的性质，日本学界迄今尚存争论。在我国的日本研究学界，吴廷求教授论证的大化改新封建说具有重大影响。、 2

关于庄园经济的性质，日本学界尚存争论，其代表性的见解有三种。安良城盛昭认为是一种父系家长式的奴隶制经营；户田芳实认为是一种父系家长式的农奴主经营；永原庆二则认为是处在奴隶制向农奴制过度的历史阶段。参见石井宽治著《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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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廷虽然犹存，但已大权旁落，不掌实权。

十四世纪末室町幕府建立后，继续沿袭庄园制，但庄园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也开始呈露，并最终成为导致室町幕府垮台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幕府中世袭任职的豪族作为庄园领主常年生活在幕府所在地，实际上并不直接行使对庄园土地及人民的统治权，而是通过委任现地领主来实现间接统治的。对于庄园领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领地年贡的收入，更何况直接统治也是不现实的。由于现地领主一般也是世系的，久而久之便成了实际控制庄园的主人。此外，在非庄园领地的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实力强大的地方豪族。15世纪中叶发生“应仁之乱”1后，日本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下克上”、天下大乱的战国时代，室町幕府后期被称作“名主”的实力派地方领主转而成为战国大名，纷纷卷入角逐国家最高权力战火之中，结果尾张（在今爱知县）出身的三大枭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先后称霸，登上了国家权位的顶点。

丰臣统一全国、号令天下时推行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内外政策。对外两次发动大规模侵略朝鲜、旨在最后占领“唐国”（即中国，当时是明朝统治）的战争，因中朝联军的奋力抵抗终未得逞；对内则推行了“太阁检地”（丈量土地以确定缴纳贡米的地租量，确定实际耕作者为地租交纳人，以及禁止农民离田、离乡等一系列政策），并颁布了“废刀令”，这些政策均为其后的德川幕府所继承。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打败拥护丰臣氏的大名联军，取得了夺取政权的决定 性胜利。1603年幕府建立后，又于1615年在大阪之战中彻底消灭丰臣氏残余，最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是幕藩制，幕府将军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独掌国家军政大权。天皇及其朝廷不但不能过问政事，其活动还受到幕府设在京都的“所司代”的严密监视。

幕府即中央政府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官员有协助将军处理国家政务的“老中”（有时增设“大老”一职）和协助老中处理政务的“若年寄”。幕府还掌握着以“三都”（即江户、京都和大阪）为中心的庞大的直辖领地，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管理，“旗本”、“御家人”等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则分掌着各级直辖领地的管理权。

幕藩制是一种典型的分封制，除了幕府的直辖领地外，全国各地是被划分为200多个藩国独立行使其统治管理权的。藩国的统治者谓之藩主，亦称“大名”，享有世袭统治权。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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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仁之乱”

藩的数量大体在260个左右，因经常有“减封”、“夺封”以及封赏领地的事件发生，藩数量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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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享有的一般权利和义务是，藩主领地领民权的获得须以幕府将军的承认为前提，藩主必须效忠于将军，履行隔年参谨1的义务，须严格遵守幕府的法令实行藩政，须自备武装粮草，随时承担幕府指派的出征任务。另一方面，各藩相对于幕府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藩国的财政是独立的，领民只向藩主交纳地租，而藩国并无向中央政府交纳租税的义务。因此，藩主实际上是称霸一方的诸侯，拥有排他性独占其领地和领民的权利，并且拥有听命于己的家臣团武装，对藩内事务及其藩民的统治具有决定权，“原则上太阁或将军不能直接介入大名领地内大名与领民的事务”3，即一般情况下幕府不可以直接干预藩政。这种状况与中世纪欧洲出现的那种“我的奴仆的奴仆不是我的奴仆”的封建制度形态颇为相似。

藩国的规模和地位也大相迥异。具体说来，大名即藩主可分为三类。“亲藩”大名为德川氏族人，其地位显要的有尾张、纪伊和水户的“御三家”，田安、一桥和清水的“御三卿”等。“普代”大名系关原之战前归顺德川的旧家臣，因帮助德川打下天下而被追封、增封或封赏。“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降顺德川的那部分大名，他们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枢，是幕府重点防范的对象。这些大名往往拥有规模庞大的领地，且多地处于九州、中国、四国及东北的偏远地区。

德川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在丰臣秀吉推行“太阁检地”和“废刀令”后便已初步形成。进入德川统治时期，随着兵农分离，农商分离政策的彻底贯彻，阶级关系也完全固定下来。即以将军为首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至明治维新发生前后数量约为200万人，占总人口的6%左右。被统治阶级则是由农民和工商业者所组成4。此外，当时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量的“秽多”、“非人”等奴隶阶层。

这种分封的、兵农隔离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表明，德川时期已进入成熟的封建社会晚期。

2、德川幕府的封建经济制度结构

德川幕府的统治是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其实现形式便是前述的领主领地领民制度。与室町时期不同，由于实行兵农、农商分离的政策，德川时期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团整体离开了农村，集中到城镇中生活，不再实行对农民的直接统治，他们的生活来源则基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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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的“参谨交替制”。各藩的大名须交替到将军所在的江户幕府居住，原则上每次一年，然后回到本藩，一年后再次返回江户参谨。大名在本藩期间，其妻子和子女留在江户以为人质。这一制度的目的是监督控制地方大名的活动，消耗大名的经济实力，防止地方出现对抗中央的独立势力。 2

“太阁”特指丰臣秀吉，“将军”指幕府历代将军。 3

石井宽治著：《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53页。 4

关于德川幕府的阶级状况，我国学界有“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提法，这种提法在学术上的严密性值得商榷。首先，四个等级说容易模糊统治阶级既士族与被统治阶级即农工商的界线；其次，农、工、商三者分属于不同等级意即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观点缺乏实证支持；再次，“工”即掌握某种制作技能的阶层排在“商”即商人阶层的等级之前同样缺乏历史根据；最后，德川时期主要生活并活动在“城下町”的工商业者当时就有固定的称呼，即被称为“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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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农民交纳的地租。

大名掌握着自己领内（藩国）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并把土地分配给领民（藩民）耕种，然后根据土地的收成按照一定的比率收取实物地租。当时农民交纳的实物地租主要是水稻。大名势力的强弱，不是按领地面积的大小和领民的多寡而论，而是以年收取多少实物地租量来判定的，当时把这种按照年贡米定率定量征收地租的方法称作“石高制”。 据考察，幕府初期，约90%的农民从领主那里分得了土地，这些有地农民被称作“本百姓”，他们可以世袭耕种分得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取得了对土地的世袭耕作权。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承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的义务。迄幕府中期，地租率因地区、土地质量而异，一般约占收成的40-50%，即所谓“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

为了保证地租收入，幕府经常下令重新“检地”，以调查土地面积和产量的变化，其方式是领主派遣官员直接到村落共同体监督实施，然后把“检地”结果登记造册（“检地帐”）上报，领主则根据新的土地丈量数据，调整以村为单位交纳的地租额。村则根据各农户实有土地编制新的地租帐（“名寄帐”），并负责地租的征缴。

为了保证稻米收入的稳定，并防止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幕府曾在1643年颁布了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1673年颁布限制分田令，此外还陆续颁布了禁止农民离田、离农以及在水旱田种植桑、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一系列法令。

上述土地制度的推行，使日本社会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小农经济”1。因此，德川前期尽管发生过以天主教徒为中心的岛原、天草等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但是从总体上说，德川幕府的初期统治时期却是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历史阶段。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依赖于固有耕地生存的小农阶层的广泛普遍存在，构成了社会相对安定的基础；第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兵农分离政策，从制度上一度有效地遏制了新兴地主、豪族的滋生，从而避免了室町、战国时期“下克上”局面的出现；第三，禁止土地买卖等政策的实施，减缓了农村贫富分化的进程。而能够说明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证据是，日本学者推定，在德川幕府建立后的最初120年间，全国总人口由1600年的1200万人，爆炸性地增长到1721年的3128万人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德川幕府后期，人口的增长也出现了停滞状态，1721至1846年的120多年间，总人口只增长3、2%3。

与农村的情况相对照，根据幕府“一藩一城”的规定，藩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名均建立了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 参见速水融、宫本又郎《概说17-18世纪》（收自《日本经济史1 经济社会的成立》），岩波书店，1988年。 3

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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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统治据点，即今天依然大量保存的“城”（如大阪城、名古屋城、姬路城），大名的家臣武士团及其家属也居住在城的周边，从而形成了以“城”为中心的“城下町”，现代日本的城市大多是以这种“城下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武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基本成员，其身份如同藩国的职业军人，其使命是一切听从领主的调遣，平时协助藩务，战时成军出征。武士是不事任何生产性劳动的寄生阶级，他们的生活来源完全依靠领主发放的俸禄米。当然，不同等级的武士领取的俸禄是大不相同的。

以大名为首居住在城市的士族统治阶级，出于在城市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允许工商业者在城下町居住，以便为自己提供服务。这样，城下町中便出现了被统治阶级的另一个阶层工商业者。

城市工商业者的成分相当复杂，除了众多依靠某种技能制作铁具、木具、革具、马具、伞具、衣食类物品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物品的手工业者及一般小商贩外，御用商人和特权商人等寄生性商人的存在值得格外关注。当时大阪是全国商品流通的物资集散地，商业繁荣，许多地方大名都在这里设立了贸易站，时称“藏屋敷”，并派遣官员与当地商人合作开展贸易。藏屋敷的经营内容相当丰富，除了卖出本藩所产的米谷外，还出售各种土特产，反过来购入本藩所需的各种商品。在这种垄断性的经营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暴富的御用商人。在大阪、京都和江户，还出现了一批受幕府保护的特权商人，他们以向幕府交纳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换取了经营棉花、棉布等某种特定产品的垄断权。此外，在这些大城市中，还存在着不少商业高利贷者（“两替商”），其贷款年息一般在10%以上，贷款对象则多为财政窘困的地方大名，从而使封建大名与这些商人结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显然，德川幕府的封建经济制度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自相抵触的矛盾，一方面推行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生产的政策；一方面又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对商品充满需求的阶级和市场环境。这也意味着，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德川时期所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已经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和发育留下了空间和土壤。 3、德川幕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自古以来，日本对外经济交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朝鲜和琉球。中国明朝时，两国官方之间签署了“勘合贸易”协定1，定期定量开展经贸交易，中日间的贸易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当时由于对华贸易利益巨大，室町幕府后期的中央豪族激烈争夺勘合贸易权，以至于在进行第八次勘合贸易时发生了两大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在中国“争贡”的流血事件。 1

勘合贸易：立日、本勘合各百道，分别由明、日两国保存，进行交易时验对。10年交易一次。同时船只

和人员的数量也有规定。参见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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