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的意义(3)

的是对中世纪欧洲武士贵族之间存在的一系列法律和军事义务的概括。但这一词汇并不是中世纪用语，而是16世纪法国和英国律师发明出来用以描写武士贵族成员某些传统义务的。研究中世纪的学者，“feudalism”是个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feudalism”一开始是一种契约，是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军事服务。大多数历史学家使用这一词汇都很严格，仅限于指特殊条件的自愿和个人约定的承担，不包括不自愿、附加于非免费土地使用权上的义务。“feudalism”来自法语féodalisme，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词汇。他是个蔑视性的词汇，用于描写任何被认为是不公平和旧时代的法律或习俗。[3] 如果把“封建”与“feudal”当成是可以互译的对等词汇，必然会误导读者，使人认为中国曾出现的也是欧洲那种“feudalism”。著名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指出：

如果对传统中国和传统西方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差异不意识，恐怕想把问题搞清是不可能的。尽管学者们有许多不同解释，而我只对一条大原则解释感到十分舒服，那就是：两千多年过程中，中国不存在西方贵族军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管所有其他对中国的描述是什么术语，它肯定与西方理解[的封建主义]是不同的东西。……有时我倾向认为，甚至秦始皇时代的公元前3世纪，随着国家的统一，任何直观意义的封建主就已消失。[4]

“human rights”、“liberty”、“democracy”、“individualism”这些词汇的启蒙运动现代含义带有一整套西方思想传统特有的假设逻辑。[5] 英语“human rights”（人权）更确切含义为“一己之权利”；“天赋人权”涵义为“神赐一己之权利”；“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也是“神赐一己之权利”；“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 or liberty”）也是“神赐一己之自由”。这种意义，是由西方宇宙观延伸而来。英语的“天”（“Heaven”）、“自然”（“nature”）意味一个超绝人世、主宰万物的神体。所说“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确切含义也指神赐一己的追求幸福权利；而这“幸福”主要含义指物质、权力及其相属一己拥有的东西。

对中西语言结构差异增强意识，会使得我们容易理解西方“自由民主论”和“人权论”深层结构含义。应看到，迄今人们对它们接受的更多是字面意义，尤其在中国是其汉语翻译的字面意义。更鲜为人知的是这理论建诸于上的一些假设；举其重要者为：1）上帝的存在及其所赐一己自由、权利、幸福的合法性；2）人性皆为邪恶且不可改变；3）人类曾有“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为一己个人之间无尽无休的相互争斗与残害；4）一己为结束自然状态和为追求一己之自由而与其他一己签订的契约（即：宪法）。“自由民主论”和“人权论”在这样假设之上建立乃至成为一种信仰。它的核心概想是回答人权来自哪里的问题，即来自上帝或一种神体。但其实，

这种结构性假设在西方传统之内并不为所有人信仰。思想家休谟曾严厉批评指出这种假设是人造，是人类历史上不存在的。特别是中国有独立于西方自己发展几千年的文化。“自由民主论”和“人权论”的假设是中国文化的互系天地宇宙观所无法导引的。中国如果吸收这两个理论，难以将这种假设涵盖到中国思想含义中去，尤其是神赐人权和与群体利益相排斥之一己权利，它是与中国思想传统难以兼容的。

“个人主义”是英语“individualism”的翻译。而它们二者之间的可译性，是困扰学者和引起误解的源头。从西方将人看成分散互不联系，人性不可改变邪恶的这种宇宙观概念出发，英语“individualism”的更准确含义是“一己主义”。“一己”之所以比“个人”更能准确表达英语“individualism”，是因为“个人”在汉语含人的互系性。而英语“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排斥人的互系性，把人仅理解为分散、单个、一己的。二者重大差别就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英语指一己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性，二者之间的截然割裂和排斥；“一己”对群体利益的否认和排斥，以致心理上对它的恐惧感。而“个人”在汉语中是与群体的偶对体，不仅不排斥、不否认群体利益，而且与之相联系，不分割。汉语“个人”与英语“一己”的结构差别来源于两种不同宇宙观的结构差别。西方宇宙观是由一个超绝万能的神体，它主宰互不联系、独立存在、分散的原子式的一己个体而构成；而中国宇宙（天地）观是由相互联系、互不分割、没有上帝主宰的，而是本身之阴阳互动的万物构成。中英文

两种语言是这两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各自的载体。

此外，“material”在西语含有西方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特有的本质性和针对“spiritual”的二元主义；“law”为超绝本体外设强加给万物和人类的意义；、“politics”含有西方一种特有的“治者”与“治于者”之间二元主义的天敌关系，是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existence”带有特定超绝宇宙论的本体性、确定性含义；“ethics”、“morality”总是西方宗教性词汇，与对超绝本体或上帝信仰相联系；“benevolence”指的是做善事或慷慨、慈善意向。这些与被认为是它们汉语中对等词汇的“物质、规律、政治、存在、伦理、道德、仁”都不存在对等性和符合性；因为这些中文词汇究其中文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结构，都不存在西方的本体性、超绝性、单线单向因果性和二元主义，而都是派生于中国思想传统特有的互系性意识。

这样具有结构差异的语言、传达不同思想结构、随时对我们造成影响的例子简直是数不胜数的。目前中国大力度推行英语教育，英文为热门语言的情况下，如对语言结构差异一无所知，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因为通常在学习英语时及学习后，人们对汉英这句话之间结构性差异并无意识，认为二者是相同对等的。更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是人文社科术语的结构差异及可能导致的误解。现在应该是对这些西方思想传统的深层差异加以理解的时候了。理由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

们在翻译工作中有困难？为什么在文化的理解上很艰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除了结构差异造成的困难，西方话语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是重要的。因为结构差异也是“欧洲中心主义”产生的重要深层原因。确切说，它是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也即：二元对立思维将“中国”和“西方”分割成二个互不联系的范畴，分成“我们”与“他们”，宿求“我们”对“他们”的排斥关系。

什么是“欧洲中心主义”？简单说，它是西方一种特定的话语。它把东方概念化为永远是“落后”和“愚昧”；相对的，西方则是“先进”、“科学”、“民主”；全部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术语。我想指出，霍布森教授写的论文和书提供的发现，应当对我们很多人－当代的中国人，是具有启示意义的。[6]

当前我们处在的时代，文明接触的与日俱增给世界不同民族和人民造成各种关系。处于关系之中，他们必然地感到互相理解的必要。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语言翻译变得更为必须和紧迫；而另一方面，语言间进行翻译的难度又提出对结构性差异、独特范畴与逻辑特点的迫切理解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为的是取得出色翻译效果，高质量的语言或文学比较研究，还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对方的理解（其中可包括文化、文学、历史、哲学，以及人文其他方面和社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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