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的意义(2)

之间联系性的痕迹。所以平常认为可以通用的这两个用语，其实文化意义很不一样。

甚至“10”或“十”这个数字在英、中文里也是结构不同的。安乐哲常常举用英语“everyone”和汉语“大家”之间结构差异的例子。关于象10 这个数字的例子，我曾向西方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次证实过，我上课时经常使用这个例子，向我的美国学生证实数字在头脑中的潜意识。中国人对“十”这个数字没有什么疑义，问谁，他都会告诉你，“十”就是“十”啊，就是一个数字嘛。但是这里面有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互系性，不分性，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因此把“十”看成是一个整数字。而“10”这同一个数字，在西方背景人头脑的潜意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十个一或十个单个个体。美国开国总统林肯的名句“Power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中，“people”这个词，应该说是很多很多个体，潜意识中是单个人，这跟中国的“人民”在潜意识中有结构性差别。“人民”对中国人，其潜意识是一个整体，之所以是整体，就是因为中国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中，不存在毫无联系的事物。个人是作为与任何他人存在联系性而存在的。所以因为这种结构性差别，造成我们中国老师在上课时要对同学说“大家好”；而在西方，要说“Hello，everyone!”即：要强调你问候的是“每个单个人都好”。“大家好”和 “everyone”又是一个我们平常认为可以通用而实际具有结构性不同文化意义的例子。

另外，“I know”和“我知道”也是有结构差别的。从习惯语言结构上说，“I know”只是主体与谓语、不含客体或宾语。因为客体或宾语不管出现它都是确定性的和确实性的。“know”作为动词本身，就带有确定性，它指对事实或真实性的主体的行为或感悟。所以，“know”换一换形式就变成可以脱离主体而存在的“knowledge”。它是针对“知识”而言。而知识是事实或真理性。这反映西方思想传统追求确定性（certainty）、追求绝对真理性(truth)的宇宙观。它带有突出的本质性(essence)、终结性（absolutism），带有概念性或形而上学性。而中文的“我知道”反映中国的互系性宇宙观，尤其是这个“道”字，它在语言结构上是动词的客体或宾语，它也作为动作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事物的互系性—“道”就是一切事物的延续性。这个观点在我的著作曾作过充分解释，尤其是在与西方追求确定性和本体性相比之下，它不是确定性、本质性、不变性，而恰恰是不确定性，非本质性，是变动性、过程性。它是互系性语言而非概念性语言。“我知道”是智慧性，而“I know”是知识性。

结构差别更发生在“religion”和“宗教”、“transcendent”和“超越”、“principle”或“reason”和“理”、“nature”和“性”、“mind”或“heart”和“心”等之间。

“religion”这一词是自西方特有宇宙观发生的一个概念。总是对

一个或一些超绝在上，看不到的主宰人类者承认，对它（们）的服从和顶礼膜拜，并且遵从它（们）规定和支配人类事物行为的道德法典，包含着有关宇宙来源，本质和目的的一系列信仰。特别是“religion”可以说是与“道德”连体，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性，就几乎等于没有道德性。而“宗教”一词是自中国特有宇宙观发生的观念。“宗”是延续性，“教”是“教化”，还是一种承载互系性思维意识的、区别于西方形而上学概念性的语言。近代以后，“宗教”成为“religion”的中文翻译，带有某种负面意义，即迷信。这也是由于中国宇宙观没有西方宇宙观的那种超绝本体概想的原因。而且，在中国，道德不是与宗教连体，也就是说，人不信宗教也照样可是道德人；因为中国宇宙观的“道德”也不是西方那个与超绝本体规定的绝对道德，而是与中国宇宙万物互系的认识意识一脉相承的观念。最近的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产生的争论，就出在虽然儒家思想没有西方超绝本体意识也照样是“道德”思想的原因。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儒家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就是在不了解西方在结构上与中国差异的情况下，把西方说法引进到中国，挑起争论。

西语的“transcendence”一般照字面意义译为“超越”或“超绝”。但是其中的结构性差异在于“transcendence”是二元主义的。二元主义不是中国传统“阴阳”互系性的思维，而是二元之间的分离、对立、冲突和单线单向决定关系，也即：超自然体对万物和人的超然独立，单线主宰决定关系。这还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意识和语言。

而它一旦翻译成中文的“超越”，就失去了深层结构上这种差异。在很多场合，“超越”是形容人的思想境界的升华与超脱。它不是西方那个主宰本体，而是指一种状态、思想境界，或人的精神从低向高处升华的过程，这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找不到的。

西语的“principle”和“reason”被翻译成“原则”（原理）和“理”。但是，中文的“理”并不依赖西方语言“reasoning”或“rationality”的意义，而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通变”思路，就是说，总含有一种域境、言说“互系性”和“延续性”的潜意识。要想到，这个域境潜意识与西方严格的逻辑类型阐释方式是两码事。[1] 它不是本体模式的思维，而是认识和关于事物的“道”的阐释，这样它就不含本体性注脚。对中国理性意识在《后汉书》可找到一个例子，曰：“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 [2] 很清楚，在古汉语里，“理”不表达西方那种“rationality”意义。实际上，中国的理及其实践是顺乎事物在特定时间、环境变化条件下的延续性，不是西方那种由超越本体设定的罗格斯（logos），不是超绝原则，不是绝对真理，而更是适中、适时、适宜；是手段与目的的正当性与统一性。

“nature”和“性”通常互译但是最不好沟通的中西方概念之一。“nature”所表达的是本质性、不变性、终结性和绝对性，是与现象脱离或曰单线决定现象的东西。比如讲“human nature”(人性)，是

说无任何例外，人都是一个同一、不变的本质。这仍然是西方特有的本质性（essence）、确定性(certainty)、本体性(ontology)思维方式。而中文“性”，不是这些东西。因为中国互系性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不产生绝对性概念。可以说，从来没有不变的人性，没有不变的任何本质东西。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变，一切都是延续。中国人讲性本善，是说人原有向善而变的可能。中国既有性善也有性恶说，但皆不是西方那样否认变的可能。搞中西文字工作的人，如果首先有这种结构性差别知识，在处理二者之间互译问题上，会更有灵活合理的处理方式。

郝大维和安乐哲对西方“mind”和/或“heart”的概念与中国“心”观念的结构差异有详尽的说明。把“心”翻译成“mind”会误导西方读者。中国的“心”，由自中国互系性思维方式，实际是“mind”和“rationality”互系所生意思，其中包含心、理、知三种互系生成的意义因素。两位学者总是将心翻译为“heart and mind”，认为心不是只有thinking,judging和feeling 其中某一种意义，而是全部包括这三种意义互系所生的所有效果。这里突出的中西结构性差异，就是“心”没有西方那种在柏拉图和基督教传统里被体系化了的“body-mind”二元主义。

我们常说的“封建”与“feudal”结构差异恐怕就更大了。“feudal”是欧洲历史出现的一种特有社会现象。“feudalism”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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