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3)

平山，自1948年5月23日起在平山播音。

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宣传报道是人民新闻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为了做好军事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的军事报道网迅速发展。战争初期，新华社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总分社都派出记者组或记者团，随军进行采访活动，后又在这些记者组或记者团的基础上陆续扩建为前线分社。1946年6月l 日，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率先成立；8月，鄂豫皖野战分社、豫陕鄂野战分社亦告成立；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与华中野战军前线分社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建立野战兵团新华分社、改进发布战报办法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兵团均须成立新华分社”。此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建立军事分社或支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报道网，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与新华总社发出《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据此，各野战军新华分社扩充为总分社，各兵团设分社，各军设支社。 新华社成功地报道了许多重大战役与战斗场面，产生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战地报道与通讯。新华社还发表了大批有影响的军事评论，其中不少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珍品而永载史册。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新华社以及其他党和人民的新闻机构就开始将军事宣传报道作为中心工作。当时，国民党占据暂时的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新华社等新闻机构不仅加强军事评论工作，通过各种评论、社论和述评性报道，分析战局，展望光明前景，还注重运用具体的战例，说明美蒋反动派的“纸老虎”本质，鼓起军民必胜的信心。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后，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更以全力投人大反攻的报道与宣传，总社编辑部还抽出专人负责撰写军事综合报道与军事评论。7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7月2日，新华社报道了刘邓大军渡黄河挺进中原的胜利消息。9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指出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接着，新华社还播发了《四路大军挥戈南下》等一系列有关大反攻的新闻。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的报道，多侧面地充分反映了战役的主要进程、胜利成果和伟大意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报道与通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与评论，如《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5日）、《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等消息；《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H）、《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评战犯求和》（194年五月5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年8月18日）等评论，笔调豪放，有一股撼人心灵之气。而毛泽东以《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博军进扰》（194年10月27日播发）和《评蒋博军梦想偷袭石家庄》（1月31日）两条新闻导演的一幕“空城计”，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掌握时机，巧写新闻的范例。

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还成功地组织了瓦解敌军和争取蒋军家属的宣传报道。1946年7月，原国民党上尉刘善本第一个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刘善本对国民党空军官兵的广播演讲《赶快退出内战漩涡》。自1947年1月20日起，延安台又每天播发放下武器、脱离内战的国民党军官的名单。同年9月5日起，陕北台正式开办《对蒋军广播节目》（后改称《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每天半小时。邯郸台、东北台等也有过类似的节目。这类节目以蒋军官兵为主要对象，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和宽大处理放下武器人员的政策，报道人民解放军不断胜利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欺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号召他们弃暗投明。

反“客里空” 运动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于是，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全面展开，并成为新华社和解放区的其他报刊、电台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土改运动初期，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右的倾向，士改宣传报道也犯了不少右倾错误。主要是没有充分反映农民群众的要求，却宣传地主拥护土改，一派“和平”土改的虚幻景象。报纸上的失实新闻报道也为数不少，出现了一些凭空制造的“英雄” 与“模范”。这一切，不仅妨害了上改运动的展开，还损害了人民新闻事业的形象，广大农民对报纸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对此，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日报》首先认识错误并予以纠正。自1947年6月起，《晋绥日报》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6月15日，《晋绥日报》用第四版整版的篇幅刊登苏联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 的情节。客里空是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从不深人战场，

而是呆在总指挥部，根据从总指挥部听到的一星半点材料胡编乱造，最后终于暴露了马脚，被广大红军官兵从前线轰走了。《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说：“我们的编者作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 6月25日至27日，《晋绥日报》又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将报社自我检查出的或群众揭发检举出的失实报道连续曝光。接着，一些记者、作者。通讯员也响应报社的号召，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失实之处作自我检查与自我批评。许多读者也热情地向报社提供口头的或书面的材料，一些县区的基层政权组织还帮助报社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晋绥日报》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9月18日，《晋绥日报》在其创刊七周年纪念之际，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名发表《关于“客里空” 的检查》，连载4天，将检查的重点指向报社的领导人员，提出把肃清“客里空” 与检查端正领导作风结合起来。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得到党中央的肯定，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它被推广到各解放区的新闻界。1947年8月28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指出：“《晋绥日报》这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及个人，均应普遍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方式下，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9月二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分析了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发生问题的阶级根源与历史根源，指出：“《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门都应当向它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 此后，反“客里空”运动向纵深发展，由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的纠查深人到新闻工作者立场与作风的检查。自9月起，各个解放区的新闻界普遍展开反对“客里空” 的运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岳《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太岳分社、《东北日报》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等新闻单位都先后作出学习《晋绥日报》自我批评精神的决定，认真检查新闻报道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立场作风等问题。

《晋绥日报》发起并在各个解放区新闻界展开的反“客里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8年春季才告一段落。这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但是，在反“客里空”运动中也存在“左” 的偏向，误伤了一些好人，尤为严重的是致使土改宣传报道在1947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出现了“左”的偏向。《晋绥日报》等不少报纸宣传了“查三代” 来划分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排斥与打击中农和其他工商业者，对上改运动起了误导作用。所幸的是，这一情况迅即为党中央所察觉。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检查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解放区新闻机构于1948年春普遍开展了一次对于政策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检查活动。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赴河北平山，途经晋绥地区。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毛泽东指出：“《晋绥日报》在去年6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出现的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讲话，还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人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

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

3.中国新闻事业的划时代巨变 国民党新闻事业在祖国大陆的全面崩溃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大肆摧残国统区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同时，不断强化自己的新闻事业，使1947年、1948年间国统区的新闻事业几乎为国民党一党独占。

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主办的报纸遍布全国。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计，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已发展到23家，总销数为45万份。其中以《中央日报》命名的有12家，分布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广州（后迁海口）、沈阳、长春12个大城市。除中央直辖党报外，尚有国民党各省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27家，总销数约14万份。在省级党报之下，各地县级党部主办的报纸则为数更多，几乎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一半。湖南省所有的县、江苏省2／3的县都办有县党部机关报。国民党军事系统主办的报纸也为数众多，在1947年已发展到229家，如《党军日报》、《黄埔日报》、《阵中日报》等。老牌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此时已发展到9家，分别在南京、重庆、上海、汉口、兰州、广州、沈阳、台湾、海口9个城市出版。该报虽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宣布改制，名义上不再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抗战胜利后改名《和平日报》，但在宣传上仍一如既往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7月1日，该报恢复了《扫荡报》原名。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还通过投资、改组等方式，使一批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沦为国民党的准党报，由国民党宣传大员出任要职。如胡健中主持的上海、杭州两地的《东南日报》、潘公展主持的上海《申报》、程沧波主持的上海《新闻报》等。据统计，这类报纸的总销数也大约有40万份。抗战时期已经出现的国民党特务主办的“内幕新闻性” 刊物，这时也十分流行，除抗战中出版的《新闻天地》外，尚有新办的《新闻内幕》等多种。

国民党的新闻通讯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进人鼎盛时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国内分社发展到43家，其中战后新创建的有25家，另有分社下设的办事处9家；国外分社和特派员办事处发展到25家，其中战后新建的有13家；全社工作人员人数为2653人，较战前增加一倍。国民党系统的广播电台在战后发展到100多家，其中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辖的电台有41家。

颂扬法西斯统治，大力宣传内战，是国民党新闻机构共同的反动特征。国民党新闻机构惯用的宣传手法，一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就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宣传只有“勘乱”，没有内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又诬陷中国共产党“依旧迷信暴力”，“称兵叛乱”。而在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人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更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全力以赴进行“戡乱总动员”。二是歪曲事实，造谣中伤。内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报刊、电台和通讯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内战爆发后，更多的是炫耀其“赫赫战功”，甚至有些国民党军官在战场上已向人民投降，而国民党报刊上却在悼念他们“为党国捐躯”。在人民解放军发起全面反攻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但国民党新闻机构仍然是一片“胜利”之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报刊、电台和通讯社把丢盔弃甲的全线溃逃说成是英明果断的“战略转移”。直至大势已去，蒋介石“引退”求和时，《中央日报》还在大喊大叫“不迁都”，“打到底”，“安定京沪”，“固若金汤”之类的谎言。

但是，随着国民党统治末日的来临，刚刚发展到顶点的国民党新闻事业即开始走向崩溃。《中央日报》在 1948年开始筹办台北版，1949年总社社长马星野带着一大批工作人员和大部分器材、设备到台北，于3月12日出版台湾《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在1948年下半年先后关闭了开封、济南、长春、沈阳等分社，12月初，南京总社也开始将重要电讯器材运往台北，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陆续去台北。1949年7月，中央通讯社在台北成立总社办事处，12月换上“中央通讯社总社”招牌。但这时的“中央社”已非昔比，设在大陆的分支机构已全部关闭，国外分社及办事处也减为10家。中央广播电台也在南京解放前夕运走一批设备，迁往台湾。

人民新闻事业走向全面胜利

1948年秋后，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大批城市被解放，人民新闻事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对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城市办报方针的问题。

自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总结了党在城市报纸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新闻工作方针的指示与决定。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了关于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1．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2 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3．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做教育工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各项工作，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从理论上解决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在城市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等重要问题，为进城后党的工作规定了基本方针与任务。这一报告，也为党的城市办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党的城市办报方针趋于成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重视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与业务修养，开展新闻业务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迎接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办由华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日，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刘少奇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二是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要如实报道与反映实际情况；“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要到处去看、去问，做许多研究工作，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

新华社等主要新闻机构，还将新闻业务学习与研究列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提出了改进与加强新闻报道问题。一是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点，在报道上，虽立足于本地区的新闻，还需照顾对全国的意义和影响；二是努力扩大报道范围，要大大加强城市报道，特别是城市工人运动和经济建设的报道；三是新闻报道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四是新闻报道必须准确、迅速、简练。

随着大中城市特别是新闻事业发达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也在 1948年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旧有新闻事业的清理与接管，是一项很复杂、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此，中共中央颁发了一系列文件，从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政策界限到具体的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与规定。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指出：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对清理、接管工作的政策界限与具体方法也作了明确规定。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规定了清理、接管们有广播事业工作的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指示，各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开始着手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并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反动党派所主办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没收其一切设备与资财，不准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主办的报刊与通讯社，不仅允许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刊行与发稿，并予以保护与支持。对于私人经营的报刊、通讯社与广播电台，既不采取无限制放任的政策，以防止它们为反动政治势力所利用，也不采取简单地一律取消的政策，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长期坚持进步态度的报刊、通讯社，予以保护，准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营业；对中间的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营业，但须依法登记；对反动的则予以没收，停止其继续营业。对于民营广播电台，因其直接联系群众，且可能为敌人作通讯联络之用，故在军管期间一律归军管会统一管理，在军管会管理之下准其继续营业；私营的短波广播电台，则一律停止其播音。对于外国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

方法。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一律予以封闭。1949年7月，人民政府下令停止美国新闻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8月下令外国通讯社停止活动，禁止它们对中国报纸发稿。对外国私商主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则准其继续出版。对于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区别对待、妥善处理的政策。除少数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外，其余均由人民政府安排，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子留用；一般的编辑与记者，其比较容易改造者，应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然亦不应轻易使其担任编辑与记者工作，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应听其或助其转业；技术人员（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私营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原则上由原单位自行处理。

1949年是中国人民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一年，也是人民新闻事业走向全面胜利的一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领导的新闻机构陆续迁至北平。2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北平版内部试刊，2月2日公开出版。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迁人北平出版。8月，中共中央决定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范长江先后任社长，邓拓任总编辑。新华通讯社于1949年3月25日随中共中央迁人北平，并根据中央决定，逐步调整全国各地的分社组织，在各大区建立总分社，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分社，在解放军部队中也建立总分社、分社、支社各级组织，努力组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6月24日，新任社委会成立，社长由胡乔木兼任，副社长为范长江、陈克寒（兼任总编辑）。在新华社迁入北平的同一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人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音。6月5日，中共中央将原新华社的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廖承志任处长，领导与管理全国的广播事业。此后，广播事业与新华社脱离，进入了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再次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此前后，其他全国性报刊也陆续迁至北平出版，或在北平创刊。还有一件大事是，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胡乔木任筹备会主任，胡愈之、廖承志任副主任，萨空了、徐迈进分别任正、副秘书长，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进步新闻工作队伍胜利会师。筹备会还推出12名正式代表、2名候补代表，代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新闻界参加新政协，共筹建国大计。

学习思考题

1．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在上海等地办报有何重要意义？ 2 评述“拒检运动”的经过与结果。

3．标榜“第三条道路”的报刊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结局如何？ 4．新华社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5．评述反“容里空” 运动的经过与意义。

6．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篇文章分别阐述了哪些重要问题？对无产阶级新闻学有何贡献？

7．中共中央是怎样正确处理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新闻事业的？制定了哪些原则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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