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2)

以鼓吹内战起家的《和平日报》还解释说：“国家对此乱臣乱民，最后平之以兵，则谓之勘。”为了反击所谓的“勘乱”谬论，《新华日报》自1945年10月30日新辟《小论坛》专栏，先后发表《舆论的责任》、《中央日报的企图》、《向中央社同业说几句话》等文章，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1945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异哉所谓“截乱”！》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窃而来”，它“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在中国造成一片乱象，只是由于人民的宽大，还不主张对国民党政权“平之以兵”，而希望产生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1946年3月，《新华日报》又先后发表《先生此言差矣》、《谁把国民党办坏了？》、《出尔反尔》等社论，进一步清算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中央日报》等御用报刊的荒谬言论。

由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喉舌在民众中毫无威信，而《大公报》标榜“不党不私”，以“超党派”、“文人论政” 的民间报纸面目出现，在一部分人中影响很大，因而《新华日报》、懈放日报》等中共报纸与《大公报》之间的论战最引人注目。1945年10月，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政治方针，而实际上对解放区的进攻变本加厉，并无端挑起冲突。对此，《大公报》却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25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为交通着急！》的社评．不点名地诬陷正在津浦线一带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交通。11月 20日，重庆《大公报》更公开点名指责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题为《质中共》的社评，鼓吹“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攻击共产党“争城争地”，“欲凭武力” 造成“南北朝局面”，还说什么“希望共产党放弃军队”，“放弃局部的特殊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器销为日月光”。对于《大公报》的公开挑战，《新华日报》立刻应战，于次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予以反驳。社论列举了蒋介石勾结敌伪对人民军队大张挞伐，破坏国共双方协议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发动内战的正是秘密布置“剿匪” 的蒋介石。社论还指出，“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现在连《大公报》也承认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化，怎么能把人民军队交给封建独裁的“党国” 呢？《大公报》既隐瞒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事实，又配合国民党在火线上的进攻，制造共产党要“兵争” 的舆论，这是大公还是大私？社论最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大公报》“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 的一贯立场：“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延安《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文章，指出《大公报》的言论已经背离人民的立场，充当了国民党的帮凶。《新华日报》社论发表后，不少进步报刊转载或用消息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新华日报》的社论，扩大其政治影响。上海《民主星期刊》同时转载两篇社论并加有富于启迪性的编者按语，在编排上将《与大公报论国是》排在令人注目的显著地位，《质中共》则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其倾向不言自明。 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驳蒋介石》的长篇社论，8日，《新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在国统区人民面前公开揭露独夫民贼的真面目，使山城重庆一时为之轰动，人人争读，拍手称快。不久，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发起自卫还击，解放长春。这时，《大公报》仍倾向国民党当局，发表了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于4月16日、17日两天分别刊登在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诬蔑人民的自卫还击是“可耻”，造谣说东北民主联军“进攻的战术，常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并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进行辩护。对此，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于4月18日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严加驳斥。这篇社论的内容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撰写的，题目也是周恩来拟定的。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平协议，攻占了东北许多城市，《大公报》不说“可耻”，而当人民还手时，《大公报》就说“可耻”，其反对人民的立场昭然若揭。社论还指出，《大公报》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已堕落到搬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来作为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依据，真是“可耻到极点”。这篇社论发表后，同样轰动了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接着，《新华日报》又选编了一部分群众来信来稿，以《人民皆日可耻》为题予以发表，继续批驳《大公报》的反共言论。许多进步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和嘲讽《大公报》的所谓“民间立场”和“不偏态度”。《新华日报》对《大公报》社论的批驳，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又留有余地，矛头主要指向社论及其作者，使《大公报》在受到反击后不敢贸然还手，自认失败。

国民党新闻统治在内战中强化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新闻统治进一步强化，国统区的进步新闻事业遭到了大肆摧残。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集团一方面玩弄“行宪”花招，于11月至12月间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通过伪《宪法》，另一方面却发布控制新闻舆论、迫害进步新闻事业的“密令”，取缔一切对反对统治不利的新闻传播活动。据1947年4月22日重庆《世界日报》报道：各地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未准”或“尚未办竣登记手续”为理由而查禁的报刊至少有100种以上。1947年后，国民党当局对新闻事业的迫害活动变本加厉。5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公布了修正后的《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自、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6月，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后，国民党当局下达所谓“戡乱动员令?。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中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47年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规定报刊等出版物违法，均按《刑法》规定惩处。这一时期，有关新闻出版活动的重要法令还有《白报纸配给标准》，旨在通过纸张供应的控制来扼杀进步新闻活动；《特种营业管制方法》，将书刊印刷行业列人特种行业严加控制。

根据上述反动法令，国民党当局动用大批宪兵、特务，捣毁报馆，捕杀报人，在新闻界实行白色恐怖。在1947年2月中旬国共和谈决裂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北平市对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其他“嫌疑分子” 实行大逮捕，几天之内就逮捕了二千多人。《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是国民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首先要摧残的对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当局即散布谣言，说新华日报社藏有武器，并多次派军警宪特进行搜查。新华日报社所在地重庆化龙桥，是一片洼地，国民党军队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将报社人员的行动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更为卑劣的是，他们还让特务、警官办起了一张报名相近的《新华时报》，以图鱼目混珠。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当局于 1947年2月28日凌晨，派军警宪特包围了《新华日报》馆，宣布“限令” 中共人员从当天上午3时起停止一切活动。3月9日，《新华日报》重庆馆和成都营业分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渝返回延安。昆明营业分处的工作人员，则转道上海前往晋鲁豫解放区。同日，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机构也都接到“限令”停止活动的通知。《群众》杂志于3月2日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其工作人员随后撤回解放区。

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与个人主办的报刊，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迫害与摧残。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多次遭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和威胁，但它顶住压力，坚持正义立场，并于1946年8月1日起由原来的4开1小张扩版为对开正大张，增加新闻报道与副刊。该报同《新华日报》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不仅为民主运动作宣传鼓动，还多次发起或参与签名、抗议、请愿等进步民主活动。1947年3月二日，《民主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其他被国民党查封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报刊，还有重庆《民主星期刊》、桂林《民主星期刊》、成都《民众时报》等。在享有中国新闻事业中心之称的上海，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与摧残的报刊为数更多。马叙伦主编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昌言》，1946年5月4日创刊后一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唐绦、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分别于1946年8月24日和10月31日被令停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之先后发表《为抗议 惆报）停刊宣言》和《致政协第三方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行径。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在同一天被国民党查封。此后，《新民报》于7月30日复刊，但其总编辑一职被国民党派来的人员占据。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6月1日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新闻界进行大逮捕，一天之内被捕人员达三十多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大力加强其党营新闻事业，以作为强化其反动新闻统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除了从物资上（如配给自报 纸）、人员上增加党营报纸的实力以外，国民党当局还特别注意各报宣传方针上的统一。为了以数量弥补质量之低劣，国民党甚至指使特务、军警以个人身份出面办报，扩大阵地。其中不少报刊还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法，如重庆的《新华时报》针对《新华日报》等。

为了在国统区坚持进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在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地下出版。上海《文革》杂志自1947年3月20日起，转人地下出版，并改名《文革丛刊》，每期以一篇文章的篇名作书名（如第一期名《论喝倒彩》），由16开杂志形式改为32仆书本形式。同年7月2回日，文萃丛刊社被国民党特务查获，该看刊工作人员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三人被捕，后在上海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史称“文革三烈士”。

北平、上海等地进步学生出版的报刊，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上的新闻尖兵。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学生导报》、《学生报》、《燕京新闻》等。《中国学生导报》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学生报纸，1944

年12月22日在重庆创刊，复旦大学等大中院校学生主办。抗战胜利后，该报发行上海航空版，自1946年5月起同时出版重庆版和上海版，1947年6月被迫停刊。《学生报》于1947年6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实习报纸《学生新闻》，该报是刚成立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三日刊（后改为旬刊），秘密发行。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还出版“快报”、“号外” 以及传单等。《燕京新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出版的实习报纸，前身是1932年创刊的《平西新闻》，后改称《燕京新闻》，抗战时迁至成都出版，1946年回北平复刊，并走向社会，成为一份时事政治。叶新闻刊物，充当学生运动的战斗号角，坚持出版到北平解放。1946年12月沈崇事件发生后，《燕京新闻》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宣传，发表《沈女士访问记》、《重访沈女士》等新闻通讯，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在全国各地影响广泛，并为解放区。国统区以及香港报纸所转载。

中国共产党还将新闻阵地转移到香港，复刊《群众》周刊，进一步加强《华商报》、《正报》的宣传工作，并同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报》等一起，展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舆论宣传斗争。1947年1月30日，中共在国统区出版的重要刊物《群众》周刊，在香港复刊。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群众》集中精力宣传党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民主力量以反对三大敌人的政策，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揭露美蒋互相勾结、反对人民的罪恶行径。该刊不仅风行海外，还以各种伪装封面，大量秘密运进国统区，在上海还有秘密印制的版本。全国解放后，《群众》于1949年10月20日出至第143期后停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先后三次在香港出版。第一次于1941年9月18日创刊，同年12月12日宣告停刊。第二次于1946年8月创刊，出至1947年7月停刊。第三次于1948年3月1日创刊，以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为宣传宗旨，及时表达民盟二中全会后确定的政治主张，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积极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生气蓬勃的真实景象。

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报刊的出现，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国统区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试图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条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统区就兴起了一股宣传“第三条道路” 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1947年2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新路》、《大学评论》。《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观察》周刊。该刊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的《客观》周刊，储安平创办并任主编。该刊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表示失望与不满，发表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同时对中国革命运动也缺乏认识，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胜利，只能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呈崩溃之势，更为积极地扶植“第三种势力”，主张让“自由主义分子”领导中国。因此，在1948年间又出现了规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宣传声势。1948年1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承认“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这一年能成为“人类觉醒之年”。接着，该报陆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帼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强调“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号召“自由分子站起来”，倡议实行多党竞争制，有时还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国民党政府中一部分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员和一些学者教授，也于1948年3月1日在北平创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于5月15日创办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新路》周刊，宣传走改良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1948年7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在南京创办《大学评论》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条道路” 的招牌。这些刊物声称既反对共产党的人民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借“第三条道路” 的幌子进行政治投机的图谋。

由于“第三条道路” 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尚未摆脱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情绪，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影响十分广泛。对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进步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驳斥与批判。上海《文萃丛刊》、香港《群众》周刊、《华商报》、《正报》以及其他进步报刊公开批评《大公报》、《新路》等的错误论调。1948年5月22日，新华社发表们日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社论，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人民敌人的生死斗争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存在。中国现在只存在着两条道路，或者是继续保存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这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卖国独裁路线；或者是消灭人民敌人的武装特权，这就是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路线。” 对于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宣传活动，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党当局则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大肆迫害与摧残。早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后，国民党当局于10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事实上堵塞了“第三条道路”。1947年11月30日，叫。央日报》发表陶希圣秉承蒋介石意旨撰写的社论，对同情学生运动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指

名道姓的人身攻击。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新民报》南京版日、晚两刊“永久停刊”。7月10日，王会生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表示同情《新民报》，讥讽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对此，《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几篇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评，对《大公报》与王芸生进行攻击和威胁。10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攻击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19日，又发表社论《王芸生之第三查》，追查王芸生的政治表现。在此情势下，王芸生被迫于u月离开上海去香港，1949年3月初奔赴解放区，加人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行列。同时，倡导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观察》周刊也由于国民党反动真面目的暴露而改变政治立场，不再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文章，还公开揭露该刊受国民党当局压制的情形，为一些失去舆论阵地的民主人士如吴晗、张志让等人提供讲坛。1948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愤而离沪去解放区，投身于人民新闻工作队伍。至此，美帝国主义者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 彻底破产，其宣传活动也噶然告终。

2.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收缩与再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再发展的历程。

抗战一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与钳制，对日本侵略者开展全面大反攻，迅速收复了大片国土，解放区迅速扩大。至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面积发展到近 3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l／4，人口约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在广大的解放区内，人民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报刊的出版条件大为改善，绝大多数由油印改为铅印，不少扩版或改版为大型日报。随着一些城市和工矿区的被解放，城市报刊和工矿报刊也应运而生，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报业发展的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在华北，原在阜平出版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于1945年9月12日迁至张家日市出版，并改为对开4版，成为解放区第一份在城市出版的大型日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在邯郸市创刊，日出对开4版。在山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于1945年8月15日由双日刊改为日刊；《烟台日报》、《新威日报》分别在烟台、威海卫两个重要城市出版。在华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于1945年12月9日在淮阴地区的清江市创刊，初为4开4版小报，1946年3月1日起扩版为对开4版的大型日报。在东北，中共吉林省委机关报《吉林日报》，于1945年10月10日在吉林市创刊；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于n月1日在沈阳创刊，但报头所标出版地点为“山海关”，后迁本溪、海龙等地出版，自1946年5月28日起在哈尔滨市出版。

人民广播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广播电台网粗具规模。1945年8月下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呼号仍为XN（：R。新华社编辑科内专设日播组，负责编写延安台所需的广播稿件。人民军队收复关内和东北地区的一批中小城市后，这些城市中的人民广播电台在没收、利用日伪广播电台设备的基础上创建。

至1946年6月，哈尔滨、张家口、大连、长春、安东（今丹东）、鞍山、吉林、齐齐哈尔、承德等地先后出现了人民的广播电台。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后，由于人民解放军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由发展转为收缩。许多报刊被迫从城市迁回农村出版，由大报改为小报，由铅印改为油印，由日刊改为双日刊、三日刊、周刊以至不定期刊，发行范围与数量也由大变小，还有一些报刊被迫停刊。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七七日报》发表《停刊启事》；10月11日，解放军撤出张家口市，《晋察冀日报》迁回阜平出版，并由对开1张改为对开半张；12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被迫停刊。1947年3月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9日起由原来的1张4版改为半张2版，3月13日在延安出版了最后一期后报社人员撤离，3月15日起在子长县史家畔村出版并改为日出1小张2版，3月27日出至第2130号后停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民广播电台也被迫迁址或停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了保证在战争期间永不中断，自1946年＊月下旬起就开始研究与准备转移事项，其中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陕北子长县史家畔村，中央军委三局的通信技术人员，也开始在陕北查勘台址，为建立延安台的战备台积极准备。因此，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期间，延安台的电波一天也未中断。在延安工作的电台人员坚持至14日中午，已转移到子长县好坪沟村的战备台工作人员则自14日晚上起接替播音，并于ZI日起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此时，中共中央已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迅速筹建一座新的广播电台。自3月29日晚起，这座设在太行山麓涉县境内的新建的电台接替陕北台播音，仍使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的呼号。与此同时，陕北台的人员随新华社大部人员一起离开陕北向东转移，第一批人员在4月底

到达涉县，第二批人员于7月底抵达。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人战略进攻阶段后，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由收缩阶段转人再发展阶段。一批又一批城市、矿山和交通中心的相继解放，使解放区新闻事业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1947年回二月12日，《新石门日报》在华北重镇石家庄创刊，后改名《石家庄日报》。1948年1月豆日，《内蒙古日报》在乌兰浩特市出版；3月15日，《吉林日报》迁回吉林市出版；10月1日，《新民主报》在山东济南市创刊；12月12日，《东北日报》迁回沈阳市出版。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创刊，系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改组而成。

新华社作用的加强与军事宣传

抗战胜利后，新华社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组织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的工作机构较前扩大充实，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4个编辑部门。各解放区的总分社、新的解放区和重庆、北平、南京3个大城市的分社也先后建立。至1946年4月，新华社在国内已建成总分社9个、分社40多个。此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 的口号，制定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新华通讯社社长与总编辑，分别兼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与总编辑。在业务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提出了提高报道水平、改进新闻写作。加紧业务学习等新的任务与要求。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新华社兼解放日报社社长廖承志率领两社大部人员于3月14日撤出延安，少数工作人员则留下坚持工作至 18日凌晨，与党中央最后一批撤出。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使新华社同时担负起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三重任务，不仅报道新闻，还代表党中央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接着，中共中央又把新华社分成两支工作队伍，以适应战时需要。一支队伍由廖承志率领，包括了新华总社大部分人员，于3月20日东渡黄河赴太行山地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另一支队伍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由新华总社少数精干人员41人组成，同年11月发展至107人，番号为“四大队”，留在陕北，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纵队身边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充当党中央的“耳目”与“喉舌”。其主要任务是：收译国内外通讯社电讯，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信息；负责党中央同太行新华总社之间的电台联系，传送指示、报告与文稿；抄收新华总社的文字广播，加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供中央机关阅读的《新闻简报》与《参考消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的报道工作。在新华总社向太行山区转移之时，中共中央还紧急指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迅速抽凋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行分社等单位的部分干部，组建新华社临时总社，临时接替在转移中的新华总社的工作。新华社临时总社建立后，每天24小时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在范长江的直接指导下，播发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为新华社写的评论或社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1947年7月上旬，廖承志率领的新华总社大部人员历时3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胜利抵达河北涉县，在太行山区重建新华总社。新华临时总社的任务完成，其人员除少数参加总社工作外，大部分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时期的宣传报道需要，新华总社编辑部门的建制扩大，将原来的科、组、室调整扩充为部，设立了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国际部、语言广播部、英文广播部、英译部等。在工作业务方面，7月下旬起抄收外电工作恢复到延安时期的规模；8月1日起恢复了半月一次国内外的述评性新闻；文字广播增加“新闻情报”项，供中央领导机关及前方部队指挥员参考；口语广播增加了简明新闻，供行动中的野战部队收听；9月11日，新增国内英语口播新闻。

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新华总社也分批离开太行山区向平山转移。5月22日，总社在太行山区的工作全部结束，自23日起由已抵达平山的新华社人员接替各项工作。6月初，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抵达平山。此后，中共中央恢复与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原来的总社社务委员会扩大为管理委员会，由廖承志、胡乔木、范长江等组成，廖为社长，胡为总编辑，下设编辑部和广播管理部，分别由范长江和廖承志（兼）任部长。10月，总社又成立了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处理宣传方针、编辑业务及对各总分社工作的领导。各地总分社和分社发展到20个。在新华总社迁至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的同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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