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最新资料(2)

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民众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天下自相治理，便会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追求。在老子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社会与万物一样，是自生自长的，人为的干涉与控制，只会扰乱社会的发展，为天下添乱。庄子甚至将“蒿目而忧世”者视为“不祥之人”。在道家看来，民众自会过好自己的生活，统治者只是辅助者，这样的社会秩序，是一种来自内部力量形成的自发秩序，与来自外部权威力量主宰形成的秩序，有着质的区别。用哈耶克的话说，这种自发性秩序是不同于“外部秩序”的“内部秩序”。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浓厚的宗法特点，家国同构即其一端。儒家思想的形成与迅速发展，与这一社会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道德的示范、榜样的影响这些教化力量能使民众逐渐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史学家司马谈描述这种教化性秩序时说，儒家让人主成为天下的仪表，其一言一行成为社会的指南，发挥引导社会风尚的风向标作用。儒家虽然批评法家崇尚刑、政的治道，但其重引导、教化的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远远超过法家、墨家的强制力量；礼乐秩序的同化作用超过暴力，政、刑往往仅成为礼乐秩序的补充。不过，儒家将外在的强制内化成自觉的行动，与道家的思路倒有相通之处。

认识不同，对策各异。道家以社会为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秩序，故而主张无为而治，其“治道”不是通过政、刑，也不是通过教化的引导，而是施行放任政策。自发的秩序不需要刻意的强制，只须顺任自然，任民众自治自富。老子通过几种“治道”的比较突出了道家放任之治的重要：“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侮之、畏之、亲而誉之，这些方式不是强制就是劝诱，忽视了民众的自发力量，故皆非理想的“治道”。而道家的“治道”是柔性的、宽松的。汉代初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及其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盖公所说的“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合理性。汉初任用的忠厚长者大多无为无事，却推动了天下走向大治大富，成为道家柔性“治道”的实践典范。

儒家的教化性秩序，严格说来是刚性的，但这种刚性秩序中也有柔性的一面，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秩序结构。如果严格按照哈耶克的理论，这两种秩序是很难合而为一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政治秩序却很少是单一的。

理想的社会秩序，有柔性的也有刚性的，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理想。儒家式秩序观是礼乐文明型的，主张以礼乐政教引导民众，君子通过道德垂范化民成俗，达成社会的和谐。要言之，儒家的社会和谐是人文式的。

道家的理想社会秩序则是自然型的。老子注重自然价值，但

其“自然”不是实体性的自然界，而是事物自然而然的存在方式，即万物自然而然，一切顺任自然。在道家看来，儒家的礼乐仁义是虚伪的、褊狭的、外在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扭曲和伤残，而道家的“治道”有着天道和人性的自然依据。不过，在进一步发展中，黄老道家更多地吸收了儒家甚至法家的一些观念，稀释了道家的自然观念，使道家的“治道”也走向了某种综合，带有了人文主义的一些特点。

总的说来，道家主张自发式秩序，其“治道”是柔性的，与儒家的教化性权威秩序形成了对比。但是，道家的进一步发展又逐渐吸收了儒家、法家的一些理念，形成了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和谐理念，并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有所发展。这为道家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三、道家自然主义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转化

为什么要在儒、道比较中探讨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盖因道家是在与儒家的比较甚至冲突中不断发展的，而后人也只有在与儒家的对比中才能对道家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并通过梳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走向互补的趋势，以深入把握道家“治道”的内在结构。

探讨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传统，意在回答传统思想究竟是以要素还是以结构影响当代的。一方面，人创造传统；另一方面，传统创造人。长时段看，传统是非对象性的，我们不过是传统的更新者。某种思想要素偶尔会对后世发挥某种作用，但总体上看，

传统思想的后世影响无疑是结构性的。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与儒家一起形成了相反而又相成的动态互补性结构和刚柔并济模式，为我们面临复杂而特殊的现代情境时，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经验，也为传统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适应空间。

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的长远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根本上是相近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集团有从事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他们关注目前利益，而思想家则考虑长远利益；处于上升阶段的统治阶级，其利益往往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看成普遍的利益，并以普遍性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的思想家或“议者”，他们具有战略眼光，着眼于长远利益，以普遍性的思想形式，提出社会和谐蓝图，其民本性和超越时代限制的特点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打破各种束缚、简政放权，中国社会更加多样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社会和谐有着迫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宽容精神、和谐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更需要和谐社会文化。道家社会和谐理念，其影响超出了它所产生的时代，其柔性社会管理模式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弹性，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那么，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传统如何走向当代而复兴呢？ 笔者以为，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传统需要不断实现自我更新。

一方面，社会和谐理念已成为一种“遗产”，只能供当代人选择。另一方面，从长时段看，不是我们塑造传统，而是传统在塑造当代。历史的发展，不过是传统本身的不断更新而已。道家社会和谐传统要在应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中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在传统与现实的互释中，促进儒、道社会和谐理念传统的自我更新。道家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化，要从传统这一“现有材料”出发，立足现实社会，不断揭示其内在意义，实现其互释功能。

――大传统与小传统相结合，促进道家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转化。弘扬大传统是重要的，同时也要注意民间小传统的发展，并在大、小传统相结合的基础上，培育当代新道家思想。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道家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转化。只停留于道家思想的研究或只止步于道家思想的普及，都是片面的。要让道家社会和谐理念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一部分，就要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使其从理念走向行动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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