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最新资料

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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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别具一格，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不过，要正确理解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及其现代化空间，离不开儒、道比较的视角。

一、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的互补性

与儒家、墨家、法家一样，“天下大乱”之时，道家也追求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有变动，也有稳定。变动而乱，必然求治；稳定至极，就会寻求变法甚至革命。一个社会的动、静，体现为政治哲学上的秩序与自由、权威与自治的变奏。不过，与儒、墨、法相比，道家明确主张自发性秩序，追求社会自治，与法家、墨家主张的命令式秩序以及对服从的强调明显不同。儒家式秩序虽然将政、刑这些强制性制度置于礼乐教化之后，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教化性权威特点，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命令式秩序，未摆脱权威性质。

道、墨、法都缺乏儒家思想的家族色彩。儒家思想是基于血缘、家族的，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五常”、荀子的“礼法”，都未远离“家”这一根基。儒家思想以“家”为单位设计其社会政治思想，主张爱有等差，以孝悌为本，形成由内到外的修、齐、治、平理想，主张内圣开出外王，构建了德治思想体系。而道家的社会态度、墨家的团体立场、法家的国家意识，都与儒家的家、

国同构思路有着质的区别。但是，道家思想也没有墨家的外在权威信仰以及法家对法制体系的迷信，而主张“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将“我无为而民自化”式的自治作为基本原则，追求自然主义式的社会和谐。换句话说，道家思想中既没有儒家的血缘伦理，也没有墨、法家的外在伦理形式。道家主张的社会和谐，是相对松散的、自发性的，与墨、法家的权威型和谐观不同，与儒家的伦理型也有区别。

大一统体制的迅速形成和儒术的被独尊，使墨家消逝，法家隐身，儒、道两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主体，儒道互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结构和主线。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虽未能与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并驾齐驱，但在历史上时隐时现并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与儒家形成了错综的互补关系。准确地说，道家从未离开过儒道互补这一基本结构，而且是在这一结构中不断发展深化的。

道家思想特别重视社会政治的天道依据。老子反复申明“天之道”“人之道”，尤其高度肯定“天之道”，明确以“天之道”作为最高的价值判断标准。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老子看来，“天之道”在均平，而“人之道”是不公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平之道，才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在老子看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取法于地、天、道之自然，以

宇宙的和合为依据，追求社会政治和谐。庄子也认为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而人与天的合一是社会的最高境界。在道家的进一步发展中，无论是稷下黄老道家还是《淮南子》等，无不把和、合作为万物运行生长的基本特征，并进而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秩序。在这一点上，主张仁民爱物的儒家，与道家是非常相近的。孔子对天道自然运行的描述，与道家极为相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生地长，不言而行，和穆静肃，一派祥和气象。孔子也充分肯定大舜的“无为而治”。孟子相信，天人以德相通，社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荀子也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将这些思想进而概括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中、和为天下之大本、达道。儒、道两家都将社会和谐理念与天地之道联系在一起，有其共同背景。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失序”解释地震并预言“周将亡”，史伯认为“和实生物”，晏子也认为“和如羹焉”，以天地之道论社会政治，成为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的共同思想来源。天地有和合之道，社会有和谐追求，这为道、儒社会和谐观念的互补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儒家是伦理型的，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天道观的接近，为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的互补性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许多方面与儒家是相通的：第一，道家肯定忠信、“诚”的社会规范。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道

家也认可的社会规范。老子认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老子看来，丧失了道德仁义而后有礼，礼的施行得不到社会的响应，在上者“则攘臂而扔之”，即挽起袖子伸出胳膊去强拽别人，这种缺乏忠信之“礼”，只会导致表里不一、言行相背，成为“乱之首”。庄子严厉批判礼乐文明的虚伪与勉强，向往“至德之世”，期望“信矣而不期”，推崇“建德之国”，认为“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构建了一个典型的忠信社会。儒家也特别强调忠信，孔子甚至认为“民无信不立”。儒家更注重“惟义所在”的大忠、大信，即“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地为大，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忠信”“诚”是道与儒家直接认同的准则。第二，道家明确主张“守中”。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家文献郭店楚简本《老子》亦言：“至虚，恒也；守中，笃也。”有学者指出：“‘守中’即‘守和’之意。”老子的“守中”，被庄子提升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并与“天籁”“天乐”联系起来。孔子的“和为贵”，孟子的“人和”，显然也是对“中”“和”的追求。第三，道家主张“公”的秩序。老子认为“公乃王”，庄子甚至主张至德之世“恶乎知君子小人哉”。这些观念都接近于儒家

《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论。第四，道家有民本思想。老子反对以死恐吓人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庄子认为“民有常性”，都与孟子的“民为贵”的民本思想相通。第五，道家强调公序良俗。道家与儒家一样，都寻求风俗的淳美、人际的和谐。第六、自律、自治是道家社会和谐的重要观特点。老子主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揭示了无为而治的关键。而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也寄希望于道德自治。另外，道家的慈爱说与儒家的仁爱说，也有相近之处。这些都是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互补性的重要标志。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它强调自然主义价值的重要性。不过，这种自然主义，正如刘笑敢所指出的，本质上仍是一种“人文自然”主张，它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特征有许多相通之处。

二、道家的柔性“治道”与儒家教化模式的互补并济 社会与自然不同，尽管它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却是通过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形成和体现的。因此，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自然发生的方面，也有人为构成的方面。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秩序理论。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不过“辅万物之自然”。因此，道家推崇自生自发的秩序或来自社会内部动力而形成的内部秩序，反对“攘臂而扔之”式的强制和控制，主张放任和不干涉。在老子看来，何以在上者无为而治，反而能取得“无不为”的效果？关键就在于民的自治：“我无为而民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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