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现代性和个人主义(3)

个人为中心的利益单位。然而，故事的有趣之处恰恰在这里：现代主义并没有对经济领域的“个人”表示赞赏，相反，现代主义再度以激进的姿态提出异议——这远非彻底的解放。

“个人”这个范畴如何深刻地卷入现代性内部的各种矛盾？这个问题的预示了现代主义带来的第二轮理论震荡。

六

现代性是启蒙话语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人将革命形容为一场失败的历史实验，另一些人认为革命正在再度积蓄能量，然而，这是一个不至于引起异议的结论：启蒙话语已经卷土重来，而且，启蒙话语提出的现代性问题正在向理论和实践的诸多领域扩散。各种资料显示，现代性拥有极其庞杂的内涵。从世俗化、理性、自由经济到线性的时间观念、厚今薄古、民族国家以及复数的现代性，西方众多思想家的理论表述迄今仍然有增无减。显然，大众无法参预种种专业性的争辩，他们接受的通常是本土语言简化处理的通俗版本。中国文化版图之中，20世纪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六十年代“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和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致地标示出现代性的几个阶段性理解。船坚炮利、声光电化、核弹头的数量、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居民住宅面积、大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家用电器的拥有率无不成为上述理解的注释。

文学曾经以“现代主义”的名义向现代性表示敬意。一些作家激动地将现代主义视为现代化的产物。20世纪八十年代重启现代化目标，他们兴致勃勃地打出现代主义的旗号挥戈助阵。（22）相对地说，王富仁展开了远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论》力图呼应的是20世纪的启蒙话语与现代性。王富仁的聚焦点并非欧洲现代主义的源头，而是依据本土现代性清晰地划分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段落：“‘中国现代主义’是与‘中国古典主义’相对举的文学概念。??是把中国文学提高到现代性高度的文学，是体现着中国文学家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文学，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的感受和情绪的文学。”“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是在对文学的现代性的一次性追求中产生的，是由各种不同的流派共同组成的新文学的整体。”（23）在他的心目中，尽管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戴望舒、胡风、沈从文、老舍、张爱玲这些作家各擅胜场，但是，他们无不具有某种异于古代文人的现代气质。相对于没落的古典文学，“现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整体。这个概念沉寂了多年之后再度进入社会话语体系，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这时，启蒙、现代性、市场经济几乎是一体的——现代性尚未遭到分解，尚未显示出内部的矛盾、张力乃至剧烈的冲突。

古典文学退场之后，现代性占据了前沿——同时逐渐显示出内在的分歧。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性解放隐含了多向的个人主义，那么，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启蒙话语敦促文学集中到经济个人主义的范畴——尤其是集中考察物质的初步富裕如何卸下了奴性的精神枷锁。不论是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王润滋的《内当家》、叶文玲的《小溪九道湾》还是高晓声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一批小说，许多作家或显或隐地开始注视这个主题：个性、尊严和自由决不是单纯的精神范畴；没有起码的物质支持，个人的自主权利势必

成为奢侈的空话。根据刘禾的考察，20世纪初个人主义的论辨多半聚焦于个人与民族国家、“大我”与“小我”这些理论问题。（24）个人主义从种种抽象的思辨进入日常生活，从文学所擅长的情感和伦理领域进入一丝不苟的财政预算，这是已经启蒙话语的第二次兴起的时候。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具有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活动之中的个人登上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个人的能力、业绩、资本与个人的收益成为正比，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当然，市场经济运作的各种交往以及个人赢得的财产必须依赖一个稳定的保障制度，法律的后援不可或缺。从宪法对于个人财产的肯定到物权法的翔实条款，个人的权益和法律地位逐步清晰。（25）这些描述多大意义上成为自由主义的理论肖像，这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一点：如此的经济和法律环境制造出了个人主义的空间。艾伦?麦克法兰就是这么界定英格兰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在地理和社会方面是高度流动的，在经济上是‘理性’的、市场导向的和贪婪攫取的，在亲属关系和社交生活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26）虽然社会话语体系尚未如此简明的表述以上特征，但是，所有的人均可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个人主义已经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概念。

有意地低估甚至无视市场经济对于个人的解放意义，这多少有些强词夺理。死气沉沉的局面终于结束，社会的各个层面均被彻底搅动了。即使是决堤而出的物欲或者缺乏节制的消费主义，人们仍然察觉到某种生气勃勃的内容。现今的文学就可以提供许多这个主题的证据。然而，文学的记录并不是到此为止。另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动向同时提供了某种令人不安的线索。例如，从蒋子龙气势如虹的《乔厂长上任记》到谈歌悲凉的《大厂》、曹征路激愤的《那儿》，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还发生了什么？从柯云路充满锐气的《新星》到众多官场黑幕小说，这又表明了什么？市场的确赋予个人各种权益和自由，但是，预想的平等和解放并未真正实现。个人似乎陷入了另一个圈套。这是启蒙话语的可悲逆转——这是“启蒙辩证法”的一部分吗？

现代主义即是在这个时刻再度进入视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叛臣逆子，现代主义曾经摆出了与市场、自由经济以及种种市侩主义格格不入的姿势。对于资产阶级竭力维护的社会秩序，现代主义的颓废、愤懑、阴郁和玩世不恭显然是一种放肆的亵渎。这是文学形式掩护之下的拒绝行为。这时，人们模糊地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个人”存在强烈的美学破坏性——这种另类的形象与经济个人主义大相径庭。

当然，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作家还在青睐现代主义。他们心目中，这个概念似乎过时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先锋小说”是一个更为盛行的称谓。尽管“先锋”在许多时候即是现代主义的别名——尽管“先锋小说”无疑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形式馈赠，但是，惊世骇俗的锋芒已经减弱。对于马原之后那些热衷于“叙述圈套”的作家说来，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另一个文学资源。至少在风格上，博尔赫斯式的优雅相当程度地折服了现代主义的不驯与讥讽。这似乎是智慧对于愤懑的劝慰。至于诗歌王国，北岛、江河、舒婷、食指这一代诗人功成名就之后，现代主义式的悲愤逐渐平息。后继的众多小型诗人社团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情绪。他们坦然地认同日常生活，甚至仅仅热衷于将诗歌名义召集的聚会改造成狂欢式的行为艺术。九十年代中期的“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仿佛具有某种现代主义的渊源，然而，由于内涵的游移不明，这个口号尚未进入理

论视域就早早地退场。人们毋宁说，现代主义的反抗意义是依附于现代性话题而重新浮现。许多时候，现代性话题表现为一个纷乱庞杂的理论场域。置身于众多概念的矩阵，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辨识力超过了作家。中国文化版图内部，即使作家并未再度积聚起一个现代主义潮流，现代主义的挑战仍然在批评家的理论构图之中预演。

无庸讳言，现代性话题急剧升温的原因之一是，反思现代社会的成败得失。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崛起迫使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是西方文化的剧目，那么，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现代性的评价甚至直接影响到当下的各种公共决策。迄今为止，卷入现代性话题的许多重量级思想家均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现代性模式。一种现代性源于启蒙话语，世俗化、工具理性、科学主义、大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的建立、科层制度、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均是这种现代性的表征。相对地说，另一种现代性是审美的，文化的，这种现代性的首要特点即是对于前者的强烈批判。马泰?卡林内斯库将第一种现代性称之为“资产阶级现代性”。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精确计算时间，理性崇拜，抽象意义上的自由理想，这些均是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杰出传统；“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27）显而易见，现代主义从属于后一个阵营。从卡夫卡《变形记》之中的甲虫、加缪《局外人》那一张冷漠的面孔、《第二十二条军规》玩世的冷嘲到20世纪六十年代巴黎的学潮，现代主义拒绝与资产阶级现代性合作。

查尔斯?泰勒发现，“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反抗一个被技术统治的世界，反抗标准化，反抗社区的退化，反抗大众社会，反抗粗俗化”——总之，反抗工具理性侵占之后丑陋的世界。（28）资产阶级现代性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压抑性体系，包括对于个人的压抑。这是始料不及的后果。仅仅将个人主义局限于经济领域，这显然是一种枯燥的、充满铜臭味和时刻奉行丛林法则的现代性。按照史蒂文?卢克斯的观点，个人主义的内容远为丰富。经济个人主义之外还有政治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人的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无一不是个人主义的重要层面。（29）当资产阶级现代性粗暴地以物质财富覆盖个人的多种维度时，纸醉金迷的幻象已经无法平息文学的骚动。于是，现代主义开始以刺眼的异端形式表现“个人”。阴郁，纵欲，迷乱，畸形，歇斯底里的爆发和无奈同时又不屑的讥刺，这些均是“个人”反击那个僵硬乏味的现代性社会时摆出的夸张姿态。

作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运动，现代主义席卷全球。然而，反抗和批判的效果如何？显而易见，美学的震惊形成的冲击波肯定曾经使资产阶级深感不适。现代主义抛出如此颓废的“个人”形象与驰骋于市场的大亨、经理或者董事长相差太远了。尽管如此，事情很快有了转机。现代主义文学逐渐被核准为经典，继而荣升学院讲坛与美术馆的座上宾。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完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现代主义的傲慢和冲动，并且使之变成价格不菲的商品。许多批评家对于西方文化之中现代主义的命运无比失望，似乎到了开启后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时候了。

七

时过境迁，尽管现代主义逐渐成为陈迹，但是，阐释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仍然给许多理论家带来了灵感——尤其是分解多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例如，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如同资产阶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矛盾地并存，“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表明，这个空间的现代性类型还会增加。这个悖论式的概念来自汪晖的重磅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他看来，晚清以来众多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一方面质疑资产阶级现代性，另一方面追求中国版的现代性。这注定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30）这么说并不夸张：这种观点成了20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导火索。

总结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时候，汪晖考察了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代改革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三者均对现代化的目标表示赞同，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远未取得共识。汪晖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感到不满的是，“新启蒙主义”的批判性正在丧失。这种启蒙话语无法在“现代性危机”的意义上持续地批判资本主义市场，揭示全球垄断关系的形成，并且严肃地评估“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和中国革命隐含的合理初衷。（31）

开阔的历史视域、涉及的问题数量和观点的尖锐性，这些都是争议久久无法平息的原因。汪晖反复强调，必须抛弃传统/现代这种纵向的线性历史图景——必须在横向的现代性结构框架之中分析多种现代性的冲突。因此，他明确地反对将“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内部派生的专制主义叙述为“传统的和封建主义的历史遗存”。这种“隐喻”显然将革命置于现代性结构之外，形同没落封建主义的回光返照。（32）退缩到僵化的封建主义躯壳里面盲目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如此没有生命力的革命走不了多远。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曾经彻底地涤荡市场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这是由现代性内部演变出来的先锋意识——资产阶级现代性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迟早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

可以预料，这必定是一个分歧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学说终于成为共产党的纲领，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可能提出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农民革命的思想观念以及动员、组织方式，夺取政权之后的各种口号、仪式和行政权力的分配机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与领袖崇拜，封建主义的遗迹仍然比比皆是。如果封建主义成分占有的比重达到相当的程度，革命的现代性质必然受损。然而，这仅仅是争论的一个方面。我更为关注的毋宁是，“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是否也可能隐藏了某些重大的盲点——即使是在现代性的结构框架之内？汪晖已经提到了“反现代”实践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轻视形式化法律，推重绝对平等，剥夺个人政治自主权等待等，尽管他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的深

刻原因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33）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并非偶然的技术失误。重返文学领域，当“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纲领时，这些问题必将因为具体化而充分暴露出来。

迄今为止，唐小兵和李杨可以视为这种文学史叙述范式的代表人物，尽管还有一些批评家持有相似的观点。李杨自述《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主旨的《跋》即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意义”为题，（34）唐小兵在《再解读》的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之中将延安的大众文艺形容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唐小兵的现代性空间共时地包含了“通俗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文艺”。三者之间，大众文艺的“反现代”性质在于摒弃通俗文学的市场逻辑和现代主义的个人化政治。（35）这种想象力图提供解读和阐释的另一个支点。由于这个命题的肯定，启蒙话语“重写文学史”之中遭受贬抑的一批作品恢复了名誉——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暴风骤雨》、《创业史》乃至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然而，许多人首先感到不适的是，这个新颖概念主持的文本解读会不会游离于文本的生产环境，尤其是掩盖了文本所依附的文化体制拥有何种权力等级？唐小兵曾经引用了诗人严辰的描述论证延安当时的氛围：脱离革命大众集体的作品必将遭到严厉谴责；（36）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贸然非议一部“革命样板戏”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反现代’的‘现代’意义”如何评价这种文学史奇观？然而，我宁回避如此尖锐的交锋而将话题修改得温和一些：如果没有权力机制的护佑，这个命题的褒奖又能多大程度地保证这些作品顽强地踞守于经典名单之中，迄今仍然赢得了再三的关注？这些作品会不会太简单了——尤其是在现代主义业已揭示了如此复杂的人物内心之后？

重提现代主义的意图决不是将这种文学派别标榜为十全十美。正如许多批评家意识到的那样，现代主义文学通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斑斓的内心，膨胀的感觉，孤独和怀疑，无奈和荒谬，种种印象重重叠叠，心理主义的本质化极大地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析。人们找不到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后继范畴——例如阶级，民族，社会制度或者历史。这是现代主义的软肋。很难想象，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如何与坚固的制度体系抗衡。相对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是现实主义的擅长——恩格斯曾经因此而屡屡称道现实主义。然而，如果仅仅剩下了政治经济学，如果仅仅将人物塞入阶级、民族或者社会制度事先设计好的槽模，这肯定曲解了现实主义。“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似乎有意为之。唐小兵援引周扬的话说，大众文艺情愿放弃“复杂性格心理的描写，琐细情节的描写”。（37）总之，革命、集体和一览无余的形式即是“反现代的现代先锋”的注脚。革命是阶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事情，个人无足轻重。蔑视感受、蔑视细节、蔑视心理毋宁说蔑视个人的独特性。因此，弗·詹明信的观感并不奇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只有“我们”而没有“我”，一切都是所谓的“民族寓言”。（38）

这意味了个人的再度消失——在文学之中消失。这是革命必须偿付的代价吗？或许，事实展示了相反的另一面。按照娜塔丽?萨洛特的形容，现代主义的人物具有“稠液”般的心理。人们惊讶地从中发现，强大的压抑体系已经密集地织入日常的每一瞬间，沉淀于感觉末梢。如果不是将经济决定论夸张到极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非一切压抑均溯源于生产方式。因此，真正的解放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革命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终结。解

放如何抵达全部生活细节，个人是极为重要的衡量单位。这时，个人主义的意义终于纳入了革命的视域。人们甚至可以估计这种复杂的状况：即使在不平等的制度之中，个人的某些局部反抗仍然有效——某种“嵌入式”的反抗。

毋庸置疑，现代主义不可能提供反抗的标准答案。现代主义告知普遍地存在一个被压抑的“自我”，这个意图成功了；现代主义试图讲述“自我”的本质，这个设想失败了。现代主义的最大意义在于，介入现代性结构框架内部的复杂对话：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或者“反现代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尽管每一种观念都拥有自己的理论谱系，但是，我仍然怀疑，“左”与“右”的二元对立还有足够的活力。我宁可期待复杂的对话产生某种新型的可能。社会话语体系是否可能重组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启动某种“广谱”的批判？如果理论包含了幻想的权利，现在或许恰逢其时。

刊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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