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现代性和个人主义(2)

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8）尽管如此，历史没有给个人主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轰轰烈烈的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主角，个人很快后退，消失在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之中。

形形色色零星的、小规模的革命运动往往具有自发性质。某些群体——例如学生，或者工人——由于若干具体的原因揭竿而起，爆发出种种激进的越轨言行。通常，这些群体是临时性的乌合之众，主宰他们的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而不是秘密的核心组织。愤怒，郁闷，叛逆的冲动，憧憬浪漫情节，青春期骚动，这些燃料可能迅速地耗尽。因此，这种革命常常在耀眼的闪光过后疾速地衰减。相对地说，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必须深谋远虑地制订严密的战略规划。革命的机器一旦启动，所有的部件共同组成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从政治纲领、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级组织构成，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巨大战役。《共产党宣言》宣称，整个社会已经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两大敌对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换言之，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已经积聚了充足的能量，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反抗提供了不竭的能量之源。这时，阶级共同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必继续坚持一个桀骜不驯的个人形象。相反，他们心甘情愿地从属于阶级，这是不至于被甩出革命队伍的首要保证。 相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或者社会学，文学对于个人主义远为热衷。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人物的个性，洞悉内心的幽微秘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如同恐惧瘟疫一般恐惧雷同，这一切无不增添了“个人”的理论分量。尽管如此，强大的革命话语仍然阻止文学盲目地尾随个人主义。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之中，个人主义一开始即被列为打击目标。郭沫若以夸张的句式嘲讽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9）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个人主义的没落和革命文学对于集体主义的响应：

我们的生活之中心，渐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到了资本社会的现在，算是已经发展到了极度，然而同时集体主义也就开始了萌芽。??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革命的倾向是如此，同时在思想界方面，个人主义的理论也就很显然地消沉了。

??

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10）

与此同时，郁达夫、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已经十分娴熟地使用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使命这些概念，阶级、

党派、社会成为理论的中轴。这时，“个人”犹如某种病态的、纤弱的、矫揉造作或者孤僻乖戾的社会弃儿。自从文学成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始终声名狼藉。“我们的文学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革命领袖指示还是新型的文学史论断，文学的激情和忠诚只能奉献给某种集体，个人主义不存在任何崭露头角的理论机会。（11）不言而喻，个人主义并非等同于个人。无论是兴趣、性格、服装款式还是美学趣味、饮食嗜好，个人特征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距离。文学亦然。即使在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列宁仍然表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2）尽管如此，这始终是一个处理不好的理论伤疤。个人与个人主义的距离普遍地遭到漠视。二者仿佛仅仅一步之遥。集体氛围无所不在，各种异于集体共同特征的言行几乎无法摆脱一个魔咒——小资产阶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止一次地将个人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三者几乎一体。从奇思异想、多愁善感、内向懦弱到维护个人的私密空间、标榜与众不同的装束或者追求小众化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这一切均可驱入小资产阶级领地。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含混同时又可耻的称号，以至于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为“个人”争取什么。相当长的时间，“个人”及其意义遭到了全面的封杀。“大公无私”也罢，“斗私批修”也罢，“狠抓私字一闪念”也罢，这些口号时刻监视个人主义的风吹草动。尽管革命的初衷在于解放而不是压抑个人，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实践走向了反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味了物质的贫困，而且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精神空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革命领袖描述的这种政治局面并未如期而至。（13）由于无法登陆理论视域，“个人”这个问题似乎消失了——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

四

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是符号领域的某种壮观的迁徙。在我看来，历数三十年的各种历史事件并不能代替社会话语的盘点。如果将三十年的报纸语言输入计算机进行各种数据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描述社会话语的变异痕迹。某一个部落的词汇急剧地衰老，僵死；另一个部落的术语一涌而入，大范围地置换、增补。某些方面，二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或者拉锯迄今仍在持续。尽管革命话语逐渐松弛、软化，但是，解除个人主义禁忌的话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不断地提示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使之浮出水面的是文学。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刘心武的《班主任》、尤其是《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始触及所谓的“个性”，但是，浮嚣的气氛和游移的认识焦点只能浅尝辄止。事实上，这个问题搁置到了现代主义的介入——现代主义迂回地启动了隐藏于中国文化版图内部的某种渴求。这时，文学强烈地意识到，压抑多时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

欧洲现代主义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这个称谓之下包含了诸多纷杂的文学派别。因此，为什么“意识流”——而不是别的什么——成为介入中国文化版图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梅?弗里德曼引用了詹姆斯“把思想比做一股流水的概念和‘意识汇合’的观念”，认为意识流“是一种主要挖掘广泛的意识领域、一般是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的小说。”（14）尽管如此清晰的表述当时十分罕见，但是，一些作家“无师自通”的状态似乎表明，某种遥相呼应存在于双方之间。通常认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始作俑者是王蒙。《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风筝飘带》这些小说都对“意识流”的叙述表示出试探性的兴趣。作为过渡阶段的产物，王蒙的“意识流”叙述仍然渴求革命话语的掩护。他再三声明与那些病态、变态、孤独的神秘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真正的革命话语必定深入到无意识。他将瞬间的感觉比拟为小槌子敲击内心的第一声：“如果作家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很有阅历（生活经验）的人，如果革命的理论、先进的世界观对于他不是标签和口头禅，不是贴在脸上或臀部的膏药，而早已化为他的血肉，他的神经，他的五官和他的灵魂，那么，哪怕这第一声，也绝不是肤浅的和完全混乱完全破碎的。”（15）

显然，这种观念与“意识流”的本义存在相当的距离。“我所说的意识流，是指模糊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直觉与机械之界线的那个表达区域”——阐述了“意识流”的基本内容并且涉及非理性、直觉、自由联想、无意识、内心独白之后，弗雷德里克?R?卡尔指出，“意识流”的核心是划分两种自我：“约定俗成的自我（社会的、外倾性的自我）与本质的自我（绝对属于个人的自我）之间的区别。”存在某种纯粹的、与社会关系无关的“自我”，而且，这种“自我”才是世界的本源——这个假设很大程度上来自弗洛伊德和柏格森。如何捕获这种称之为“内向性”或者“生命本身”的内容，弗雷德里克?R?卡尔寄望于“纯记忆”：“纯记忆是集中的、孤立的，在运动和感觉之外。它可以通过某一透视的、直觉的方式透入灵魂”。这被形容为“探索我性”。弗雷德里克?R?卡尔解释了“意识流”在这方面的意义：

意识流如果没有对自我的强调便不能存在，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都离不开它。现代生活的压力能造成自我的丧失，或用奥特加的话说，能导致自我的非人性化，因而也能引发出自我的反抗。这不是指自我的灭绝，而指它的表现性，意识流也许是最纯粹的自我表现形式。（16）

即使现代主义迅速地成为时髦，但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如此露骨的个人主义仍然令人生畏。在我看来，主体问题的提出犹如这种观点的折衷。刘再复的主体观念将内心形容为“第二宇宙”，反复地认定“人的内在生命”，性格的“深不可测”，或者“灵魂的深”。在他心目中，灵魂的内部存在某种“深邃”的自我。（17）这甚至带动了心理学的短暂繁荣。当然，当时主体观念并未在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心理主义倾向上走多远。借用“心理”的意图毋宁是，切割出一

个独立的空间抵抗纷杂的外部世界。相对于理论的期待，“意识流”小说的写作乏善可陈。《尤利西斯》式的巨著始终没有问世。或许，李陀的《七奶奶》包含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复杂的心理并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一个庸常的市民——一个琐碎的、保守的老妇竟然内心如沸。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批评家并未及时将《七奶奶》隐藏的尖锐问题提交理论前沿：是否真的有一个独立的、可以自我确证的灵魂游荡在种种交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不论欧洲现代主义拥有多少庞杂的内容，个人主义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主题；“意识流”的脱颖而出可以证实，现代主义正在收缩到这个主题进入了中国文化版图——这表明了双方的兴趣共同点。文学流露的迹象似乎表明，社会话语体系到了再度面对“个人”的时候。

五

查阅20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文献，个人主义并未成为争辩的焦点。霍布斯、哈耶克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家的名字九十年代才姗姗来迟。个人是社会的本源和终极价值，社会和国家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普及个人主义的这些涵义已经到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激烈辩论之际。尽管八十年代文学没有正式谈论这个概念，但是，由于现代主义的后续震荡，“个人”试图顽强地拱出文学的地表。个人主义的种种征兆集中显现于文学形式与美学风格。因此，我将文学形式与美学风格的诸多饶有趣味的动向解释为个人主义的象征性表现——当然，只能是象征性的。

多数批评家公认，现代主义的第二次造访率先进驻诗的王国。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批由象征、意象组织的晦涩诗歌——坊间形象地称之为“朦胧诗”——开始广泛流行。一个批评家为之概括的“新的美学原则”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仅仅“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18）显然，如此个人化的内容必须诉诸另一套文学形式。从心理波动、无意识、情绪的起伏到象征、隐喻、视角、变形、通感、跳跃的节奏和崭新的韵律，形式的各种实验企图聚焦个人，同时将外部事件和历史处理为模糊的背景资料。八十年代前期，小说叙述的各种探索无不围绕如何打破情节的束缚，增添内心的份量——这种状况持续至马原及其一批同道的出现。

20世纪八十年代盛行文学形式实验。许多批评家意识到，语言并非一个被动的工具；相反，语言魔方的变幻不断地制造文学奇观。然而，许多批评家未曾意识到，当时的语言兴趣来自两个冲突的源头。一个是以结构主义为中心的语言观念：主体并非先于语言存在，可以自由地驱使语言；相反，主体是语言的产物，是受制于语言结构的一个微小成分。另一个是表现论的语言观念：语言的各种组合来自奇异的内心。如此想象内心与文学语言的递进关系富有代表性：“??语感是文学创作主体的先天的内在机能，它外化为作品形式的底层结构——文学语

言，而文学语言又按照一定的编配方式（即文学语言的语法）转换为作品形式的表层结构——作品的文学语言系统。”（19）显而易见，大多数批评家持表现论语言观，他们不清楚甚至没有听说过结构主义的具体内容。语言的变幻植根于强大而又神秘的内心，这似乎天经地义。文学形式实验如此前卫，内心、无意识、主体如此前卫，二者不约地在“纯文学”的名义下汇聚起来。“纯文学”是一个迷人的概念，残雪的“纯文学”想象具有信徒般的虔诚：“‘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20）排除一切杂质而提炼出纯粹的文学，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在饱经政治动乱的骚扰和惊吓之后。一些人寄望于试管中出现晶莹无瑕的语言，另一些人寄望于钻探出未经尘世污染的深度内心或者无意识，表现论的语言观念终于使之合二而一。语言、内心、“纯文学”三者的统一，显然是个人主义在文学领域制造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纯文学”有时又被称之为“雅文学”——相对于各种通俗文学。实验性的语言和内心如此个人化，以至于远远超出了芸芸众生的视野。这时，“雅文学”甩下了种种模式化的故事和众口一词的叙述，并且以高雅的姿态回击来自庸众“看不懂”的抱怨。你们读不懂，你们的孙子就能读懂——诸如此类的不逊言辞流露出明显的傲慢。文学史上的雅俗之别源远流长。然而，这个美学分歧之所以具有愈来愈大的政治意义，因为人们愈来愈多意识到：“雅”逐渐演变为美学风格对于个人主义的曲折致敬，

古代的“俗”和“雅”分别源于民间和文人两大系统。民间的神话、传说、歌谣显得简朴、清新、放肆泼辣；文人写作的小说、诗、词、曲显得精致、典雅、温柔敦厚。民间的渊源与文人改造的互动形成了文学史的良性循环。然而，20世纪上半叶开始，“俗”和“雅”无不卷入各种复杂的观念。尽管集体心理学对于大众内部隐藏的非理性疯狂提出了警告，但是，文化民主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强劲趋势。这个意义上，“俗”的范畴包含了多种文化指向。例如，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或者通俗文学存在微妙的差别。它们或者注重流传的范围，或者注重阅读者的身份，或者强调语言特征，或者强调市场流通的繁荣。与此同时，“雅”的范畴已经从古代的文人转移到现代知识分子，即相对于大众的启蒙者。如果说，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启蒙的内容之一，那么，个人主义也是革命话语非议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因之一。这时，“雅”有意无意地带上了贬义——“雅”并非表明知识分子的精湛专业，而是表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距离。对于文学说来，这种美学风格包含的个人主义潜藏了瓦解革命动员机制的危险。毛泽东说过，文学是革命动员大众的有力武器，负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责任。因此，“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21）相反，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沉溺于个人主义幻觉，他们能够为革命贡献什么？相当长的时间里，从“雅”、形式主义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王国屡遭贬抑，个人主义显然是一个重要根源。

现代主义的粉墨登场同样是一个象征性信号：个人主义似乎开始某种程度地解禁。奇怪的是，这个动向并未产生多少震动。人们突然察觉到，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远远走到了前面——分配方式的集体平均主义正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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