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干部李沛群的传奇人生(6)

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他于1991年6月去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始终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他一生坎坷，却始终凭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凭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人对事。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他克已奉公廉洁自律，一生淡薄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着我党地下上作者默默奉献的精神。工作上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服从组织分配：生活上他艰苫朴素两袖清风，从不讲求生活享受，对待同志和家人和蔼可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记得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我父亲也一样挨批斗、入牛栏、强迫劳动，接受群众审查。1970年底恢复工作时只安排他担任省一机局招待所负责人，但他毫无怨言只是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做好。 在“文革”后期社会动荡，“走后门”风气甚浓，许多重新执掌权力的人都在忙着利用关系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好工作和出路。适逢我中学毕业，很想也像其他干部子女那样去参军、上大学或是找份好的工作。可是父亲并没有为我所动，而是让我听从组织的安排。结果我和学校部分同学一起被国家分配到一所工厂里当学徒工。

父亲时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

在对待名利的问题上，他总是让我们多想想牺牲的先烈们。自从我上小学读书那年起，每逢到了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父亲总要带上我到广州红花岗革命烈士陵园凭吊无名烈士墓及参加由“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幸存者为纪念广州起义周年的座谈会，有意识地让我广泛地接触更多的工农群众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让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经过学校的教育及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使我深深地懂得：我们的鲜红旗帜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成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正是这种信念指引我戴上红领巾、参加共青团直至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的父亲平时言语不多，更没有刻意地在我们面前谈论他的经历（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养成了他守口如瓶的习惯）。可是在其离休后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住院期间，接待全国各地前来采访的党史研究工作人员时却是知无不言滔滔不绝，越讲越兴奋。常常是客人走了以后他才感觉疲倦。

我的父亲年轻时为了党的事业四处奔波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受尽风霜雨雪，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党，就连个人的婚姻大事也都搁置在一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才与已相识十多年的我母亲结婚

（父亲当时已42岁）。他老年时落得一身病痛，但仍本着对历史尊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地一心扑在了党史研究和党史征集的工作中，前来征集资料的同志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林、梧州，北至黑龙江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南至广西南宁东亚研究所，本省除省市党史办的同志外，还有汕头、江门、湛江、韶关等地区，三水、博罗、大埔、饶平等地的同志。内容涉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的资料，有地方史、军史还有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人员的历史证明材料。就在80年代初期，父亲带病参加广东省委党史两委在三水举行的工作会议时，因劳累过度被送进医院抢救。尽管父亲晚年体弱多病，还是尽力把能够回忆的史料记起来，并常常亲自执笔撰写、核实和修改。父亲对待党史工作的严谨态度和满腔热情受到了各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这就是我的父亲：善良、豁达、信念坚强。

2004年11月于广州

1932年，因我父亲在新加坡打理的米行倒闭，我们在海外的一家人旋即乘船返回故乡——澄海县樟林乡。 回国后，亲属介绍我到樟林的“种玉小学”教书。期间，我改编了一首旧歌吊唁同事去世的母亲，被当局怀疑是“赤色分子”。为避搜捕，我又逃难往香港投靠亲友。 1934年，我

和刚从泰国回港不久的李沛强（沛群弟）在香港结婚。 1935年秋冬，国民党大力围剿工农红军。一日，沛强突然接获消息，说他胞兄李沛群在长征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听说是队伍被打散后他逃到村子里，敌人包围村子后，他为了不连累村中百姓，毅然走出村子才遭逮捕的。心焦如焚的沛强，决心冒险入川救兄，但当时往川谈何容易，交通阻塞艰难困苦且不说，单旅费就所需不菲，何况，我和沛强都没有工作，日常赖以为继的仅有我母亲遗留给我的一些黄金首饰。为救亲人我只好卖掉一条金项链和几个戒指，作为沛强入川的旅费。由于沛强在泰国时已经加入天主教，又是虔诚教徒，因此取得该国神父颁发的“贤士证明”。准备就绪，即辗转入川，在成都和重庆又得到当地教会外国神父的协助与狱方交涉。国民党官员对红须绿眼的外国神父格外客气和礼让，又无确凿证据证实李沛群是共产党员，不久，他们让李沛群保释出狱。

沛群出狱后来到香港，我家骤增了一个大伯，实在无法安顿。恰好此时我妹夫和妹妹同赴泰国定居，途经香港，沛强瞒着我向妹夫借到港币400元，很快，就在九龙蒲公村买下一间旧木屋和附近空地，办起一个养鸡（猪）场。大家一起搬进去，还收容了一个表亲，大家为大哥作掩护。此后，这个名为“开利鸡场”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为八路军地下联络点和护送革命青年到延安苏区的中转站。

1938年秋，香港有一天忽然挂起10号风球，当晚雷电交加，狂风暴雨，房屋、猪舍倒塌，牲畜大多逃窜淹死。我们由于及时逃到大床底下才幸免于难。我的胞弟秦牧当时来鸡场，当晚同历险象。

不久，八路军办事处在港成立，沛群的老战友吴华友也来到香港，他们和党恢复了联系，很快又重返革命征途。

90岁老人原黄埔港务局退休干部林逸冰 2004年11月10日

我于1908年5月8日（清光绪末年四月初九）出生在饶平县海山黄隆溪头社的一个贫农家庭。曾祖三代只有六分自耕田和佃地主的十多亩土地耕种过活。家中兄弟叔伯人口众多，种的田除交租所余无几，农闲时，父辈便出海搭 （蚝壳之类）卖给瓦窑烧灰做建材，以补贴家中费用。搭 要掌握天气和潮汐，稍有不慎便会翻船沉海，血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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