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7)

[105] 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页991。安国泰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作了一些诠释，土目分封由此带上了浓厚的宗法制色彩。 [106] 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页18。 [107] 《明史》第27册，卷316，《贵州土司传》，页8170。

[108]《王文成公全书》卷21（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5、1266册，1983），〈外集三·与安宣慰书三〉，1265册页607。

[109] 《明神宗实录》卷563，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亥条，页10608。

[110] 参见（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十四年修刊本影印，1968，中国方志丛书，第151号）卷24，《大定府》。页168-169。

[111] 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页284—312。清人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卷43，页761云：“贵州宣慰家水西所辖长官司四十八，每司锐卒数千。”按，这是对水西土司制度的误解，土目绝不等于长官司，前者是水西君长所封，只对君长负责，后者是朝廷所封，有朝贡、输赋、应役、从征的义务，并且其承袭须经地方政府与朝廷审批。

[112] 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50，〈旧事志六·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七则〉，1012-1013；《彝族源流》（第21—23卷），页97—103。

[1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867，陈惪荣，“匿匪黄山及者厦白革等并黔粤两省民苗争田案”。

[114] 民国《威宁县志》（毕节专区档案管理局、毕节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油印，1964）卷17，《杂事志》。

[115]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大定府》，页168；卷26，《威宁州》，页181。

[116] 笔者2001年9月在该村调查，当时陈朝龙60岁，陈朝华64岁，都是彝族。 [117] 水西安氏属下共48目，其中有6目在水东地区，水西地区有42目。

[118] 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3—14，〈疆里记〉，页281-283、287-288、293-294、299。 [119] 参见《黔西县沙窝区沙井乡罗都寨解放前的社会经济特征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田曙岚、胡积德等调查整理，1963年7月，页4。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道光年间府志的编修者们对黔西州土目的统计并不完全，但从道光迄民国黔西土目数量的增加是可以肯定的。

[120] 参见（清）黄元治：《黔中杂记》，页565。

[121] 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2、13，〈疆里记·大定府亲辖地〉，页223-278。 [122] （清）赵翼：《簷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卷4，“黔中倮俗”条，页68-69。

[123]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水城通判》，页171；卷26，《威宁州》，页181。

[124] 例如按规定只交100斤粮食，但土目要求交150斤，50斤被私吞了。这段叙述来自笔者在赫章县古达乡、雉街乡的调查。

[125] 王定芳，彝族，63岁；陆开良：彝族，64岁。

[126] （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安贵荣〉，页635-636。

[127] 参见（明）郭子章：《黔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3册）卷59，页991；（明）罗曰褧：《咸宾录》（济南：齐鲁书社据万历十九年刘一焜刻本影印，四库存目丛书大陆版史部第255册，1996）卷8，页706；张萱：《西园闻见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印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第1168-1169册，1995）卷67，页523；乾隆《贵州通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第570、571册）卷7，页183。

[128] 本小节讨论土目安巡如与家奴的争斗，胡庆钧在〈清初以来彝族奴隶制度的变化〉（载《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页192-227）中对此案例有简单涉及，他认为这是一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其背景是改流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页208、209。

[1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068，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

[130]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95—2116，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张坦熊，“谨奏为请禁边夷冒占拆卖之风以广皇仁事”；《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8月版，页58；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页53-55。笔者的调查与此大致相符，丫头娃子的民族成分以及欠债沦为头、娃子系黔西北的一些老先生告诉我的。

[1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95—2026，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张广泗，“威宁州夷目家奴者厦等不服伊主役使业经派官兵招捕等情”。

[132] 1949年后的有关黔西北的各种调查报告与回忆录中把土目描绘得非常凶狠，但从未提及强占、强奸丫头或家奴妻女之事，甚至连土目家的娃子都不和地主的娃子开亲。参见《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1986年8月版；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载贵州省水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水城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三、四辑合刊）（页53-74），1989。

[133]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068，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

[134] 对安巡如家世及功业的叙述参见余弘模：〈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页350-357。余弘模于1979年4月在威宁自治县狗街公社踏勘了安氏祖茔，发现了安巡如墓碑残文。

[1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95—2026，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张广泗，“威宁州夷目家奴者厦等不服伊主役使业经派官兵招捕等情”。 [136] 安巡如墓碑碑文云：“公控叛奴，词涉不检，时军略张广泗震怒，将置公法，陈为解之，释其叛奴。”转引自余宏模：〈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页351。

[137] 以上叙述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076，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张允随，“获解逆犯者厦等奏”；585—1068，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95—2026，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张广泗，“威宁州夷目家奴者厦等不服伊主役使业经派官兵招捕等情”。

[1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068，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

[1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95—2048，乾隆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宋厚，“审办夷奴案情形由”。

[140]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95—2116，乾隆十一月二十九日，张坦熊，“谨奏为请禁边夷冒占拆卖之风以广皇仁事”。

[141] 有关安国瑞与安秉健争讼的文献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099，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齐布森，“跪奏为遵旨审明定拟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142] 参见（清）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页285-286。

[143] 按胡庆钧的观点，改流前水西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制，而史继忠则认为应当是封建领主制。他们都提到了租佃关系，但解释有所不同。参见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页16-18；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页69-75。

[144] 转引自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载《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创刊号：46-54，页50。

[145] 这一推测或许并非毫无根据，上文提到，安巡如因从征有功，获得了五百多亩“叛产”，在改流战争中，阿固系“叛逆”者，其土地有被作为“叛产”处理的可能，甚至被其他有功土目直接霸占，亦未可知。

[146]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0026，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纪山，“谨奏为奏闻事”。胡庆钧在〈清初以来彝族奴隶制度的变化〉（《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页210-211）中对此案有所涉及，他所用材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云贵总督张广泗等人的奏折，并将此案解释为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

[147]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1084，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宜兴、英和、多庆，“谨奏为请旨事”；585—1087，嘉庆十三年八月初六日，永保，“审办倮民陈登云控案”。彝族在明清文献中往往被称为“猓”、“倮”等等。 [148] （明）王士性：《黔志》，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第3181册，1985，页2。 [149] 但明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土司、土目之间的争斗。例如首辅高拱与贵州巡抚阮文中成功调解了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与土目安定的冲突。参见（明）高拱：《靖夷纪事》（济南：齐鲁书社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笼春堂刻边略本影印，四库存目丛书大陆版，史部49册，1996），不分卷，页183-189。

[150]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号：585—2085，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赵英，“跪奏为酌定苗人犯罪以肃法纪事”。

[151] 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20、21，〈治地志·学校〉，页423-432、439-446。 [152] （清）张大受：〈重修平远州学记〉，载乾隆《平远州志》卷16，〈艺文〉，页22。 [153] 参见民国《大定县志》卷10，《学校志·学宫·大定府学记》，页264。 [154] 乾隆《平远州志》卷11，〈风俗·苗民〉，页2。

[155] 道光《大定府志》卷20，〈治地志·学校上〉，管遴：《中宪佟公改建威宁府学宫记》页431。

[156] 《清世宗实录》（二）卷110，雍正九年九月乙酉条，页496。

[157] 乾隆《黔西州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无页码）卷2，〈地理志·风俗〉。 [158] 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风俗〉，页309。 [159] 《彝族源流》（第24—27卷），页479—480。

[160] 由于材料较为零星，拙文难以对此深入展开，但土目之家比较有经济条件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并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是可以肯定的。前文论述安国瑞案件时曾谈到土目安秉健请云南岁贡科春在家教读。道光《大定府志》卷14，页299称：“（威宁州大化里土目孙秉乾）子孙通文教，妇有守节旌表立坊者。”顺化里土目安国兴子安邦日“捐监生，仍为土目”，“土目文生员某，修除道路，以利行者。”页309更总结道：“今土目状貌衣饰一如汉人，且读书应举者亦多，惟妇人衣饰尚沿其俗云。” 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页20亦云：“今土司皆读书应举， 一变狉獉之俗。”按，此处“土司”当即“土目”，因为改土归流之后，当地已无土司。

[161] 〈黄伟碑记〉，载黄氏宗族修谱轩搜集《黄氏文献录》（下），抄本，不分卷，无页码。该书封面有“中华民国三十年春三月十二日”字样，但第二篇序言的落款日期为“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五日”。该书搜集清代以来黄氏族人所撰之文章，现藏于贵州省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土目阶层与士绅阶层间为争夺资源、主导基层社会而发生的斗争非常复杂，绅士阶层的兴起会导致土目势力衰落，而官府在依靠何种力量统治基层社会的考量中也有了较多选择，这些必须用丰富的史料以及详细的个案来加以说明，由于材料所限，在此难以详尽论述。 [162] 黄继《（大方）黄氏族谱·序》，光绪九年抄本，不分卷，无页码。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藏。

[163] 《（毕节）杨氏支谱》（1945年修，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955年翻印），页2B。 [164] 例如赫章县古达乡政府的卢照光、雉街乡的陈朝寿、陈朝华、陈朝松等人都属白彝，他们告诉我土目全是黑彝。《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载《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亦将土目认定为黑彝。

[165] 一些人告诉我土目就是土目，和黑彝不同。民国《威宁县志》卷14，《风土志·风俗》亦云：“土目最贵，黑种次之，白夷最贱，婚姻往来丝毫不容假借。”此外，《威宁县龙街等地解放前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载《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将等级关系分为土目、黑彝、自由民（有白彝、红彝、干彝）、娃子等。不过该调查并未讲土目不是黑彝，把土目从黑彝中分出来或许是其财产比一般黑彝多。

[166] 陈英在《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中亦提到，民国年间，贵州赫章县曾出过几家白彝，占有大量土地，掌握有武装力量。载《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75-180，页178。 [167] 在田野调查中，我仅碰到寥寥数户黑彝。

[168] 这些是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先生告诉我的。陈英亦认为，白彝是掌管内务的，黑彝是带兵打仗的，干彝是工匠，他们职业分工不同。参见〈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页178-179。

[169] 按陈英的观点，彝族尚黑，以黑为贵，并且 （黑）与 （看管之意）同音，这正是社会地位高者称黑的原因。参见《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

[170] 嘉靖《普安州志》（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61）卷1，〈舆地志·风俗〉，页21。

[171] 田雯：《黔书》（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第3181、3182册，1985）卷1，〈苗蛮种类部落〉、〈苗俗〉，页8、13、14。

[172] 参见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页179、180、186；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页775、776。

[173] 参见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页179。笔者的调查可与该文相印证，2000年8月，当我打算在大方县了解黑、白彝的状况时，许多人告诉我：“我们这里没什么分别，要到威宁才有。”第二年，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前乌撒地区的赫章、威宁二县，果然感受到了黑、白的区分。

[174] 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71页。

[175] 例如《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38—45页专门记载了世袭布摩亥索家的谱系，同书第17—20卷第353页亦提到毕（布）家世袭布摩。

[176] 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页991。 [177] 《彝族源流》（第17—20卷），页206、396、397。 [178] 《苏巨黎咪》，页37。

[179] 改流后，幕史衰落的更加厉害，现在已幕史家庭已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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