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陈独秀是中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首倡者和践行者(3)

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这是因为建党之初，大多数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跟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差不多。大家对年长些的陈独秀尊称为‘老头子’，是把他当成长辈尊敬的，跟后来人们尊称党的领袖为“老人家”一样。这怎么能成为李达“萌发了脱党的决心”的理由呢？

再之，陈独秀是文化名人，不仅当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且主编过《新青年》等报刊，能诗善文，著作等身，怎么能蔑称其为“草寇”呢？而且，陈独秀被毛泽东尊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思想界的明星”，说是他“创造了党”，怎么能把他蔑称为“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呢？照此逻辑，这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是“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创造的吗？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陈独秀是官僚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有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争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在当时派赴郑州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这里，李达不仅把陈独秀蔑称为“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而且进一步运用

当时在党内外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观点，说陈独秀是“官僚家庭出身”，所以也必然具有“恶霸作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陈独秀最受贬损的时期，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李达对陈独秀的贬损随之升级也是不足为奇的。

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时检查自己“当时脱离组织的动机”是：“一、不满意陈独秀的卤莽灭裂（暴烈）的草寇式的作风。他对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大会以前，他所发表的东西，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文章。他和张东荪论战的文章中，对于张东荪主张中国要有资本的话，作了如下的反驳：‘蠢才，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见《新青年》第6期）说这样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么？……二、不满意于张国焘的阴谋诡计的伎俩。三、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四、不愿意做国民党员。五、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意分心于他务。六、当时我患着肺病（直到四十岁时才转好）。七、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八、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归纳起来，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组织的总的原因。”（王炯华：《李达评传》第128-129页，

引自《李达自传》1949）

《李达自传》写于1949年，当时大局已定，他正在努力争取重新入党。在他为重新入党检查自己当年脱党的八条原因中，只有一条是涉及陈独秀的。但这一条说得很重，不仅继续把陈独秀蔑称为“草寇”，而且仅仅因为陈独秀反驳张东荪“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这么一句并非什么错误的话，就贬损陈独秀“配做共产党的领袖吗”，这样说显然是不恰当、不正确的。

文革期间，李达被批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次请求进拘留所而不可得。当造反派批判他是“叛徒”时，他竟然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省委在毛泽东离开武汉前一天的7月17日作出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当李达听说毛泽东在武汉的消息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救命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毛泽东回到北京才见到一张写有“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陶铸同日批道：“即送任重同志。”8月24日，李达含冤死去。（王炯华：《李达评传》第480、485、486、489页）

李达处在那样被诬陷、被打倒、被凌辱、被迫害到了生命的边缘时刻，仍然伤害陈独秀，可见其对陈独秀的成见之深。可悲的是，他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说陈独秀是“官僚家庭出身”，具有“恶霸作风”。然而，文革中湖北省委却根据造反派的“检举揭发”，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李达对陈独秀一再上纲上线的贬损并没有改变自己厄运，乃至被迫害到奄奄一息向毛泽东大呼“请救我一命”的时刻，身居至高无上地位、说话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也没有向他伸出援手。李达呼救信发出不到一个月便被迫害而死，真是可悲亦复可叹！

如果后来李达没有忘记1920年8月从日本回到上海见到“心仪已久的陈独秀”时，谈话“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历史，没有忘记当年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寄住并在陈家举办婚宴的往事，何至于对陈独秀如此怨恨？

平心而论，李达脱党，出于多种原因，与所谓陈独秀“家长制作风”没有关系。

陈独秀与陈望道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回国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冬，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5月，陈望道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中共成立后，他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其脱党原因，有说是“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故而脱离了党组织”，也有说是陈望道主观方面的原因。

陈望道于1919年便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他却没有参加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一大。据后来许多相关的文章所说，那是陈望道1921年11月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但到1922年5月，陈望道就正式提出了辞呈。1923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召开大会，曾建议对欲退党的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三人加以劝阻。沉雁冰奉命去做这三个人的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了邵力子之外，陈望道、沈玄庐都没被劝过来。沉雁冰后来回忆陈望道当时对他讲的话：‘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

陈望道的浙江同乡、中共早期党员徐梅坤（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为国务院参事）曾在《九旬忆旧》中回忆说：“在会议上我曾提出：‘每一个党员要有具体的工作活动，并把每次活动情况，在会上作简要报告。不然，党是很难有进展的。’这个意见被大家接受了，多数人主张党要积极开展活动，多发展工人入党，否则，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会上只有陈望道反对这个意见。后来他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变得非常消沉，甚至连党的会议都不参加了。所以，上海党的组织曾一度陷于半瘫痪状态。大约在党的二大前不久，陈望道辞去了书记职务，上海党的工作暂由张太雷负责。”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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