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比 - 图文(3)

问题，研究显示，大学生就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首先尝试着把大学生就业的命题难点转化为青年就业难这样一个新命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青年人包括了大学生，不仅仅有大学生，还有其他各类学生，同时还有农民工，农民工也有80后、90后，这样我们应对的人群就广泛一些。二是大学生就业难各国都有，但是在各国表现的主要还是青年就业难。因此青年就业难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就业问题的共同课题。我们转化这个命题以后可以更多的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有两篇专门谈青年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同时因为国家出台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能不能把这种财政政策所体现的经济刺激方案变成一个就业友好型的方案，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报告，尝试对这四万亿的投入形成不同的领域和投资结构，就业效果会截然不同，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些模拟，得出了一些结论。

同时，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绿皮书中都谈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但过去谈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好象过去我们如何利用了人口红利，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根据人口的预测，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我们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出现转折点。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没有那么高，它不会增长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这次我们进一步做了研究，也专门形成了至少两篇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是如何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如何使用劳动力，利用人力资本，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等，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我们更多的围绕着教育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关系形成了若干个章节。大家知道，遇到经济危机时，历史上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罗斯福新政，这个新政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是给予不同的评价。我们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经验学习，但是他的新政中有很多是遭到经济学流派的批评。比如政府进行公共支出，形成工程，吸纳了就业，有人说这是挽救了美国经济，也有人说造成了比较坏的后果。但是罗斯福在应对危机时，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在发展教育中，特别是他的扩招，包括罗斯福之后，在30年代高中和大学的扩招，包括在战后美国士兵回国以后大学的扩招和职业学院的扩招，都大幅度的提高了美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使美国最后成为一个人力资本大国，而且保持着世界头号经济的地位。人们认为这都是

在危机时候，作为应对措施解决了长期的建设任务。这个经验大多数人都不会否定的。

因此，第一，这些经验使得中国在人力资本水平上，在教育发展水平上和世界发达经济还有差距，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差距。第二，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同时在正常的、稳定的儿童和留守、流动的儿童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这种差距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缩小差距必须有一个迈进，所以我们的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教育优先发展。

除此之外，为了保持未来的人口红利，或者说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本进一步的提升成为最关键的部分，如何用劳动力的素质来替代劳动力的数量，这个问题也给教育提出了很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后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分别讨论了教育资源的整合问题、如何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公共投入的问题。教育深化问题，我们不提教育扩招，我们说是教育深化，教育深化也带有一定扩招，它是说我们也许不是直接扩大高校的招生，在这一阶段我们提倡扩大高中阶段，包括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包括解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问题，以及探讨教育指标的使用等等。

举一个例子。目前我们一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教育的公共投入要占GDP的比重达到4%，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这个水平只相当于法国的59%，相当于德国的79%和英国的66%、美国的69%，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实国家和国家之间还不完全可比，因为对我们的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人口转变阶段的国情来说，我们应该受教育的儿童比重是比别的发达国家大得多。因此我们应该用这部分人口的比重来修正数字，它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有更高和更超前的投入。

我们计算了一个新的东西，以6岁到24岁人口应该受教育为例，把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一个修正系数，以美国为1，有的国家超过1，有的国家小于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超过1。因此用它去修正你的公共教育投入，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发现，经过调整，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从3.3%下降到了2.4%，相应的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

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通过一些统计上的新发现，支持了我们教育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教育先行，不是说发展阶段低、资源不足就有理由少投入，相反更应该加大投入。

总的来说，每一个章节都尝试有一些新的、有意思的要点。我们随后会请几位专家和作者代表谈一些观点，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中国网 ) http://edu.ifeng.com/news/200909/0909_6978_1341219.shtml

附件四：“教育投入占GDP的4%”16年来成空谈 官员剖析原因

2010年02月21日 09:39中国青年报

“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这是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的主题。

来自财政部、教育部、高校、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经济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对话。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认为，财政性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而且这一数字在正在进行中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必须明确地体现出来。

教育投入占GDP的4％提出16年，仍未达标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

据了解，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2006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也一度进入激烈化的状态，尤其是最近几年，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

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在2007年就写过一个提案，同时也在一个会上提出，希望北京市能够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王晋堂提出三个理由:

第一，4％的投入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数字，北京市作为首都完全应该不低于这个数。

第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4.7％~7.4％，如果中国低于美国、日本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低于印度（7．1％），低于韩国，这就说不过去了。

第三，北京市在当时GDP的增长连续七年是两位数，提高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但北京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目标，2006年是3.1％，2007年是3.8％，2008年是3.5％。”王晋堂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让每一个校长都在想着怎么弄钱，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教育发展。因此必须加大投入。让王晋堂略感欣慰的是，目前北京朝阳区已经由政府买断区中小学校老师的结构工资，海淀区也将实行。

目标未达到，教育欠债多家庭负担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对教育经费投入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目前来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偏低，经费不足:“比如农村教师的工资、农村教育的基本条件仍不高，甚至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目前还有在几十年前建的危房里上课的现象。前两天看到报纸上登的，西部有学校几百个学生站在操场上吃中饭。这也就是说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还非常严重，不光是教师工资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学校达不到基本的办学要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 “我们的教育还有巨大的债务。”袁连生分析这个债务有几千亿，其中包括义务教育上千亿，高中阶段不止1000亿，高校有的数据是4000多亿。这么大债务就是表明投入不足。我们扩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相应的政府投入没有跟上去。

除了债务是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表现形式外，还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

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

袁连生总结:“目前我们投入的水平远远无法满足教育的基本需求。而且过多地依靠家庭的投入，使得家庭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进行其他消费，甚至经济出现一定的压力。”

他认为，到2020年，如果我们经济到了人均GDP7000美元，高校毛入学率是40％左右，高中普及了，大概区间应该是4．5％~5％。 教育经费多元投入与加强监管同行

为什么4％的目标提了十几年没实现？这是许多人的疑惑。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一位负责人对此做了简单的解释，认为这个问题大背景还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不到25％，而西方国家这个比重很高，超过50％。另外，我国从乡镇一直到中央有五级政府，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

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袁绪程在论坛上观点明确:“教育投入必须多元化，对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严格限定。”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先生对此持相同观点。

“在北京有那么多农民工子女无公办校可上，在北京大学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些人受的是什么教育？上的是什么学？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基层政府是不是把公众利益作为政府的决策目标？”袁连生认为，除此之外还要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要激励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让这三级政府把更大的功夫用在教育上。

在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关于教育经费投入的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形式应多鼓励社会和个人的投资和支持，在捐赠、基金、学杂费等方面更加反映市场和个人的需求。

第二，应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学校确定适度办学规模，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资产和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

第三，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监管。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经费预算编制的主体，由人大代表和财政官员共同决定下达给教育部门的预算控制数，避免

财政部门在控制数环节就挤压教育经费的比例；同时，应将教育预算草案向社会公开，向公众说明教育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

第四，建立以省为主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中央政府的主要责任是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能力，并承担各级教育的学生资助经费和高水平大学经费的供给。

http://edu.ifeng.com/news/201002/0221_6978_15508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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