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方言被动句施事必现看形式库藏对语义范畴的制约_周晨磊

2016年1月 第36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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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研 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Jan., 2016 Vol. 36 No. 1

从汉语方言被动句施事必现看形式库藏对语义

范畴的制约

周 晨 磊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以汉语方言施事必现的被动句为例，在形式库藏的制约下，语义上无需出现的施事必须出现。汉语方言来自持拿义动词、给予义动词和使役义动词的被动标记要求施事必现，这是由它们的语法化来源决定的。语言的形式库藏会限制语义的表达，从而造成语言的差异，并可能导致对共性的违背。

关键词：形式库藏；制约；被动句；施事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16)01-0059-08

人类表达语义的需求是无限的，但语言的形式是有限的。使用有限的形式表达无限的语义，大致会出现两类情况。可以用下表来说明：

语言中形式与意义的对应

形式允许 形式限制

一形一义 一形多义 形式从缺 形式制约

形式（form）

Fx Fx

Mx

Mx，My……

表1

意义（meaning）

0 M F MF

表中的两类情况可解读为：（1）形式允许语义的表达，又可分为（1.1）一种形式（Fx）表达一种语义（Mx）和（1.2）一种形式（Fx）表达多种语义（Mx，My……）。（2）形式限制语义的表达，又可分为（2.1）有些语义（M）使用迂曲的手段表达，没有专门的形式和（2.2）受制于形式，语义上无需/必须出现的成分，也必须/不能出现，正如表中所示的MF，读作语义M必须按照形式F的要求加以表达①。本文探讨形式对表义的限制。

（2.1）的例证如：疑问句要求显性移位的英语无法对应地表达汉语“你喜欢谁写的书”（参见宁春岩2014）；汉语无法对等地表达英语He is more sad than angry（*他比愤怒更悲伤）（参见刘丹青2012）。要想表达相应的结构，只能用迂曲的其他形式，如Who is your favourite author?和“他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伤。”

（2.2）又可细分为（2.2.1）语义上必须出现的成分，由于形式的限制，无法出现和（2.2.2）语义上无需出现的成分，由于形式的限制，必须出现。下面以被动句为例加以说明。 作者简介：周晨磊，男，1988年生，安徽合肥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 ① 当然，“形式制约”的前提是“形式允许”，即存在特定形式表达某种语义。“语义必须按照形式的要求加以表达”也总

是成立的。本文将二者分开，主要想突出“形式制约”和一般的“形式允许”的不同，更好地说明如语义上不必出现的成分，在形式的制约下必须出现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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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被动句中的施事性成分（下简称“施事”）①在隐现上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施事禁现，即（2.2.1）的情况；一种是施事必现，即（2.2.2）的情况。

施事禁现的语言有拉脱维亚语（Latvian）和分布在印尼和澳洲的塔巴语（Taba）等。在语境中，如果被动句必须说明动作的施事者是谁，这两种语言是无法做到的，只能用迂曲的形式（比如再启一小句）加以说明。（详参Keenan & Dryer 2007）

本文以汉语诸多方言被动句施事必现的现象，集中展示（2.2.2）的情况，即语义上无需表达的成分，由于形式的限制，强制性出现。

已有学者注意到形式对于表达的限制。比如萨丕尔（1985/1921：86）很早就指出，语言中的形式往往在成熟以后就不再表示什么具体的概念：

表面上所指的概念已经界限模糊，以至于我们选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只是拘于习惯的威力，而不是须要具体的表达。 可见，形式在成型以后，就成为“习惯的威力”，强烈地限制了语义的表达。这种限制越来越强化，就会导致（萨丕尔1985：88）：

语言的范畴变成了一个遗留下来的教条系统——无意识的系统。当作概念看，它们往往只是半真半假的；它们的生命逐渐枯萎，成了为形式而形式。 “为形式而形式”的表述十分精悍：语义上不重要的成分一定要出现，就仅仅是为了形式的要求而存在。Bybee（1997）将形式上要求必现的成分称为强制性范畴（obligatory category），指“在给定的形态-句法语境下必须明示（exponent）的范畴”。比如“数”范畴在英语中是强制的，必须要以标记明示（单数视为零标记）。本文采用Bybee的术语，讨论汉语不少方言被动句的强制性范畴：施事。

关于汉语方言被动句的施事是否出现，已有一些探讨。周晨磊（2013）对已有研究做了归纳，并大致考察了汉语方言被动句的情况，指出汉语方言很多被动句的施事是必现的。但周晨磊（2013）只对方言采点式地说明，未能描述汉语方言的大势。本文拟在区分被动标记来源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描写汉语方言被动句施事的出现情况。

（一）人类语言被动句施事隐显的常规表现

在探讨汉语方言情况前，先看看人类语言被动句的总体情况，以便对汉语方言的特殊性有更深的认识。被动句的核心功能是施事去焦点化（Shibatani 1985、1988），即在被动句中，施事成为背景成分，不受凸显和关注。这一功能在语言中表现为很多语言的被动句或者不允许出现施事，或者尽管句法上允许施事出现，在实际使用中也以不出现为常态。Shibatani（1988）引Jespersen（1924）、Svartvik（1966）和Givon（1979）对英语的研究，指出尽管句法上英语可以用by引出施事，但在各自统计的语料中，分别有“超过70%”、“80%”和“87%”的被动句不出现施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语上，根据Yamamoto（1984，转引自Shibatani 1988），日语无施事的被动句区分语体，占60%-80%不等。可见，人类语言被动句的大势是施事倾向于不出现。Keenan & Dryer（2007：330）将其概括为一条蕴涵共性：

如果某语言存在含有施事的被动句，那么该语言也存在不含有施事的被动句。 蕴涵共性的后件是优势项。根据这条共性，可以排除施事必须出现，却不允许省去的语言。但是，汉语诸多方言对此提出强力的挑战。汉语方言中的被动标记如“给、拨、畀、乞、叫、让、着（北方）”都要求施事的出现，即使是施事不需要说明或无法说明，也不能省略，而必须使用“人、物”之类泛指性的词语。

汉语被动句的动词不发生形态变化，与普遍认为的被动语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②。但这并不影响汉语被动句也具有施事去焦点化的功能，因为施事在被动句中降格，在语义上可以省略。普通话的“被”字句③在不需要施事时可以将其省略。在郭圣林（2004）基于不同文体的统计中，现代汉语“被”字句施事出现与不出现的数量比为：小说36/32，散文60/78，戏剧20/6，诗歌4/10，总计为120/116，施事不出 ① 本文的“施事性成分”泛指在被动句中处于施事位置的成分，可以是对象、原因、结果、处所和工具等语义角色，如

“他被绳子捆住了”中的工具“绳子”。后文如无特别说明，也用“施事”专指被动句中的施事。 ② 国际学界一般将动词有形态标记作为被动态的一个判定标准，如参Siewierska（2005）等。 ③ “被”字句专指以“被”字为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其余“叫”字句、“给”字句等类推。 ?60?

现的比例大约占一半。虽然施事不出现的比例没有英语、日语那么高，但仍符合Keenan & Dryer提出的蕴涵共性。而汉语很多方言的被动句确实构成了反例。

（二）汉语方言施事必现的被动句

汉语方言的被动标记主要来自给予义动词、使役义动词、持拿义动词和遭受义动词，本节将分别讨论。其中，来自给予义动词的被动标记以“给”、“乞”、“畀”和“拨”为例；使役义动词的被动标记以“叫”和“让”为例；持拿义动词的被动标记以“拿”、“把”为例；遭受义动词的被动标记以“着”为例。分析可得，前三种来源的被动标记都必须介引施事，而来自遭受义的“着”无需施事，但北方方言中的“着”多来自使役义动词，这一部分“着”也必须出现施事。

考察方式如下：首先参考《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地图集》）。《地图集》095张以“衣服~贼偷走了”调查了被动标记的使用情况。据此可以大致勾勒出各个被动标记在方言中如何分布。在记录某个标记在方言中的分布时，采用“象似性”原则，分布点多的方言相应地多加罗列，分布点少的方言则相应地少举例子，以此可看出某被动标记分布的大致情况。《地图集》是以长被动句为例进行调查的，至少说明施事可以出现，但是否一定要出现？需要考察。故第二步，进一步考察施事的隐现情况，主要通过信息明确的方言语法资料和笔者调查。

1 来自给予义动词的被动标记。方言中来自给予义动词的被动标记主要有“给”、“乞”、“畀”、“分”、“拨”。大致来说，“给”主要分布于官话，“乞”主要分布于闽语，“畀”主要分布于粤语，“分”主要分布于客家话，“拨”主要分布于吴语。下面分别来看。

（1）“给”。根据《地图集》，“给”主要分布于官话区。使用“给”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有（包括但不限于，下同）：江淮官话（宝应、句容、和县、无为、泗洪）、西南官话（昆明①、华宁、宁国）、兰银官话（高台、永登）、中原官话（宿迁）、冀鲁官话（冀州）、胶辽官话（乳山）。

可见，以“给”作为被动标记的官话方言又以江淮官话洪巢片为最多。因此有学者认为“给”被动标记的用法就产生于“以南京话为核心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方言”，（张延俊2010：280）。

其他方言区也有“给”的踪迹，比如吴语宣州片的当涂和铜陵县②；赣语抚广片的广昌；闽语莆仙片的仙游；广西兴安的土话等。这些方言的“给”往往并非当地唯一的被动标记，而是和其他标记共存的。

“给”在江淮官话中，用于“N1＋给＋N2＋VP”结构，“给”后的施事必须出现。比如南京话，《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③明确指出南京话“给”后的施事不能省略。再如合肥话、无为话（均为笔者调查）、扬州话（李荣主编2002）、泗洪话（周琴2007）、淮安话（张鲁明2012）等。

西南官话的不少方言也有不少施事必现的“给”字句。如柳州话（李荣主编2002）、襄樊话（王丹荣2005）、丹江话（苏俊波2007）和潜江话（刘环2010）等。

“给”在北方的官话中的情况十分复杂，限于篇幅，我们不在此详述。所幸这并不影响“给”字句在很多方言里施事必现这一结论的获得。

（2）“乞”。根据《地图集》，被动标记“乞”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的东南部，从方言区划上说，多用于闽语（寿宁、周宁、福安、古田、南平、沙县、三明、永泰、华安、潮阳、惠来、陆丰、普宁等）和吴语（青田、永嘉、云和、龙泉、庆元、温州、瑞安、平阳等）。

以“乞”为被动标记的被动句也要求施事必现，尚未见到反例。以厦门话为例，根据周长楫（1993），厦门话的“乞”后必须出现施事，在施事无法说出或无需说出时，也要用泛指性的“人”、“物”等填充，这些泛指性的成分不承担什麽信息，因此读音弱化，“人”还进一步和“乞”发生了合音。林寒生（2002）介绍了闽东方言整体上使用“乞”为被动标记，指出“乞”后无法省略施事。

（3）“畀”。《地图集》显示，“畀”分布在安徽、江西、福建和广东四省，又以广东省的分布最多、最广。从方言区划上看，绝大多数“畀”在粤语区使用，广东地区的客家话、赣语、徽语、吴语和闽语 ① 根据丁崇明（2005），昆明方言的被动标记为“着”，并未提及“给”。而《地图集》对昆明话的标注显示其被动标记仅

为“给”一个。据此可假定昆明话是两者并存的，报道者各取其一。 ② 此二地现在都是被江淮洪巢片包围的。

③ 《大词典》是在分卷本的现代汉语方言词典的基础上，经过整合而成的，由李荣先生主编。其每一分卷有不同的作者，

本文考虑行文简洁，不再一一注明，统一用李荣主编（2002）或《大词典》的形式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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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见到。如：粤语（龙门、阳山、广宁、中山、顺德、广州、番禺、高明、阳春、化州、茂名）、客家话（龙川、清新）、闽语（建宁）、赣语（冬至）、徽语（黟县）、吴语（玉山）。

从已有资料看，尚未见到“畀”字句不出现施事的情况。例如广东四邑方言，甘于恩（2002）的报道显示，“畀”字后面必须出现施事。整体上，邓思颖（2003）指出粤语“畀”后的施事必现。

（4）“分”。“分”主要在客家话中使用，在闽语、平话、徽语，乃至畬话中也有零星使用。《地图集》显示的以“分”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有：客家话（宁化、武平、清流、永定、寻乌、梅州、兴宁、五华、紫金、新丰、英德、荔浦、象州、合浦）、闽语（万宁、琼中、龙岩）、平话（阳朔）、徽语（祁门）、畬话（景宁畬）。

黄映琼（2006）在对梅县话的研究中专门提到“分”在“表被动的时候一定要引出施动者”。整体上，温昌衍（2006）指出，客家话的被动标记主要是“分”，要求施事必现，“即使在不明施动者或者无须说出施动者的时候，也必须在‘分’后加上泛指施动者的词语，如‘人’、‘物’之类。”目前，我们也尚未看到“分”后可以直接接动词的报道。

（5）“拨”。如果说上述的被动标记还可以跨方言分布，那么“拨”几近为吴语独享了。根据《地图集》，以“拨”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有吴语（上海、崇明、无锡、宜兴、富阳、萧山、桐庐、临安、天台、常州、苏州）。

张振兴（1999：242）指出，“[上海崇明话]被动句施事宾语不能省略……能否省略宾语成为北京话和崇明话被动句的重要差别”。沈俏璐（2009）在研究舟山方言时也明确指出“拨”后必须带上施事。整体上，刘丹青（2003：282）指出吴语的被动句“基本不存在‘他被杀了’这种形式，施事是带标记的被动句中的必有成分。”

2 被动标记来自使役义动词的被动句。被动标记来自使役义动词的方言多集中在北方，最常见的标记是“叫”和“让”。下面分别来看。

（1）“叫”。“叫”主要分布在官话，也常现于晋语。从分布的地域看，“叫”的跨度很广，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宁夏、湖北、安徽、山东、辽宁和内蒙古等地均有分布。根据《地图集》，以“叫”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有：

中原官话（西宁、乐都、海原、永寿、镇安、平利、商洛、西安、万荣、平陆、清丰、洛阳、确山、信阳、濉溪）、冀鲁官话（夏津、潍坊、日照、新泰、天津）、西南官话（旺苍、佛坪、房县、宜都）、兰银官话（兰州、武威、盐池）、胶辽官话（大连、岫岩）、东北官话（兴城）、晋语（大同、右玉、长子、太原、鹤壁、获嘉、广平、永年、平山、包头、临河、鄂尔多斯、太仆寺）、赣语（怀宁）。

资料所及，大部分方言的“叫”后必须出现施事，如西安话（孙立新2007）、开封话（张恒2007）、淮滨话（葛丽2013）、项城话（王慧娟2013）、文登话（王颖2013）。唯一的例外见于微山方言（殷相印2006）。微山方言南片存在“叫给＋VP”这样无需施事的被动结构。这一结构和古汉语曾短暂出现过的“为所＋VP”和“被所＋VP”类似，例如：

1) 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史记?项羽本纪》） 2) 夏侯渊率数十骑随到。马超独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拨马而回，夏侯渊也不来赶。（《三国演义》

第五十八回）

“为所”和“被所”也是“为”和“被”各自省略了其后的施事而形成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格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2）“让”。仅含有“让”一个被动标记的方言在《地图集》上并不很多，如：吴语（孝丰旧、分水旧、衢江、武义、三门）、江淮官话（黄石、蕲春）、徽语（寿昌旧）

但“让”的分布并非这么狭窄。实际上，“让”经常和别的被动标记（尤其是“叫”），共存于方言的语法系统中。所以，我们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同时具有“让”和“叫”的方言。《地图集》显示，这样的方

①

言数量颇多，尤其集中在东三省。此外，在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和内蒙古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从方言分区上看，和“叫”类似，也多集中于官话。下面列举同时以“让”和“叫”为被动标记的方言： ① 上一小节讨论的“叫”在东三省的分布较少，是因为我们未计算同时具有“叫”和“让”的方言，本节的统计表明：

“叫”在东三省的分布也十分广泛。 ?62?

东北官话（漠河、孙吴、克山、海伦、伊春、富锦、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白城、松原、长春、集安、沈阳、扎兰屯、乌兰浩特）、冀鲁官话（临邑、济南、涞源、南皮）、北京官话（朝阳、凌源、赤峰）、中原官话（平邑）、兰银官话（瓜州）、晋语（张北、宣化、志丹、清涧）。

张恒（2007）指出，老派开封话的被动标记有“叫”和“让”两个，都要求施事必现；笔者调查了北京话和天津话，结果也是“让”字后面必然要出现施事。唯一的例外是项城方言。根据王慧娟（2013），老派的项城方言用“叫”作为被动标记，要求施事必现，而新派口语中出现了一个被动标记“让”。与一般认为的“让”要求施事必现不同，作者明确提到“让”字句中的施事可以省略。例如：

3) 他让骗唻。 4) 他哩车让撞唻。 项城方言“让”字句施事可以省略的原因还待探讨。但绝大多数方言的“让”字句还是必有施事。 3 被动标记来自持拿义动词的被动句。由持拿义动词演变而来的被动标记主要有“拿”和“把”，下面分别探讨。

（1）“拿”。根据《地图集》，使用“拿”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主要集中在赣、粤、湘三省交界处。从方言分区看，则“拿”主要用于客家话、土话，赣语中也有使用。以“拿”作为被动标记的方言有：客家话（靖安、上犹、于都、崇义、信丰、安远、会昌、大余、汝城）、土话（宜章、南雄、仁化、乐昌、曲江）。

刘汉银（2006）指出，南康客家话里的被动标记“拿”后必须出现施事，“如果施事不明确，则用泛指的词语代替”。罗芬芳（2011）讨论的修水话的情况相同。笔者调查了赣语吉安话，其被动标记也可以用“拿”，施事必现。

除了单独使用的“拿”，还有不少方言使用带有“拿”的双音节被动标记，如自贡话和成都话的“拿给”（分别参殷润林2005、张一舟等2001）。这两处方言的“拿给”后的施事必须出现。

（2）“把”。《地图集》显示，以“把”为被动标记的方言散见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从方言分区看，在吴语、赣语、湘语、官话和客家话中均有“把”的身影。下面举例来说：吴语（丹阳、江阴、青阳）、赣语（通山、铅山）、官话（马鞍山（江淮）、郴州（西南））、客家话（和平、东源）、湘语（双峰）。

陈昌霞（2003）指明了射阳方言的“把”字后的施事必现。凤华（2009）在其描写的甯国城区的湖北方言中，明确指出“把”后要出现施事。

和“拿”的情况相同，也有不少方言使用带有“把”的双音节被动标记，如黔阳话的“把乞”（孟玉珍2006）和益阳话的“把得”（夏俐萍2013）。两位作者均指明这两个被动标记后的施事必须出现。

4 “着”。“着”字用如被动标记，其中一个来源是遭受义动词，和“被”一样。本文探讨汉语方言中来自遭受义动词的被动标记时，就以“着”为例。但本节的题目并不是“被动标记来自遭受义动词的被动句”，原因是“着”还可以有另一个来源：使役义动词（李蓝2006）。大致上可以认为，来自使役义动词的“着”和“叫”、“让”一样，都要求施事必现，而来自遭受义动词的“着”则和“被”相同，其后的施事可隐可现。《地图集》上并未区分这两类来源的“着”，我们还是将其反映的情况如实记录，然后再深入分析。

根据《地图集》，以“着”为被动标记的方言主要分布在西南官话、湘语和平话。从方言地理分区来看，“着”在贵州境内几乎“一统天下”，此外，在河北、甘肃、江西、湖南、广西、四川、云南和山东等省都有或多或少的分布。如：西南官话（正安、习水、威宁、安龙、都匀、镇远、荔波、西昌、富源、保山、大理、临沧、思茅、桃源、凤凰、靖州、张家界）、中原官话（环县、华亭、西和）、冀鲁官话（安国、武强）、平话（龙胜、三江、平乐、来宾、上林、马山、都安、横县）、湘语（南县、沅江、益阳、保靖、麻阳）、粤语（博白）、赣语（崇仁）。

李蓝（2006：201）指出：“南方汉语方言的‘着’字式被动句来源于‘着’字的‘遭受义’，被动句的前身是受动句；北方汉语的‘着’字式被动句来源于‘着’字的‘使役义’，被动句的前身是使令句。”屈哨兵（2008）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西南官话的“着”形成的路径为“附着-遭受-被动”，冀鲁官话的“着”的形成路径为“放置-安顿、安置-使役-被动”。而这两种官话代表了南北方言“着”字被动句的类型差异。

李蓝（2006）注意到，位于山东的利津、寿光和荣成的“着”字式被动句中的名词都不能省去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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