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

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到大约十六岁时，大批孩子就被赶“到生产中来”，成为工人和小农。另一部分经过学校筛选的年轻人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技术员、白领工人、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达到顶点，或者成为半雇佣型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集体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充当剥削的当事人（资本家、经理）和镇压的实施者（军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员等等）以及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僧侣，可以确信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

沿途被赶出来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当然，许多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谦逊节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轻蔑、傲慢、狂妄、自负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诈），也会在家庭、教会、军队、圣经、电影里，甚至足球场上传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有全体儿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尤其还是自由的）听众。 但是，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造成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这个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掩盖和隐瞒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述为清除了意识形态影响的中立环境（因为它是……世俗的）。在那儿，“家长”（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孩子的拥有者）把孩子（满怀信心地）托付给教师，而这些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以自身的榜样，运用知识、文学和“让他们获得解放的”德性，为孩子们开辟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在此，我要请另一些教师原谅，因为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试图从历史上、从他们所“教授”的学问中找到不多的武器，转而反对自己陷入的意识形态、制度和实践。他们算得上是一类英雄。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有多少人（大多数人）甚至还从没有怀疑过制度（比他们要强大并且会把他们压垮的制度）所强加给他们的这项“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用最先进的意识（著名的新方法！），倾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聪明才智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很少怀疑这项“工作”，因此他们的忠诚就有助于维护和滋养对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使今天的学校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显得那样“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就像几世纪前，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教会也是那样的“自然”、必要、慷慨大度。 事实上，教会在今天已被学校取代了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它和家庭这个对子正像从前教会和家庭的对子一样。我们现在可以断言，考虑到学校（以及学校－家庭的对子）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在现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当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威胁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的时候，空前深刻的危机目前正动摇着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时常伴随着（《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告过的）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因而呈现出它的政治意义。 关于意识形态

在我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的时候，在我说AIE“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时

候，我所依据的是一种现实——意识形态。现在需要对它做点讨论。

众所周知，“idéologie” 这个表达方式是由卡巴尼斯（P.J.G.Cabanis）、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发明的，他们把它指定为观念（起源）论研究的对象。 50年后，当马克思开始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了给它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这里，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早在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时，他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就已经无可避免地一下子把他带到了这个现实的面前，并迫使他把最初的直觉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悖论。一切都仿佛在引导马克思提出一套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继《1844年手稿》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明晰的意识形态理论，但……它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了）。至于《资本论》，尽管它的确包含了许多理论的线索，讨论了各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包含关于这些意识形态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提出一种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

我想冒昧地为这里所说的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提出一个初步的、相当图式化的蓝图。我将要提出的这些论点，当然不是即兴而发的，但也只有经过非常彻底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到证明和检验，也就是说，才能得到确认或否决。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首先我应该解释一下我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可以从原则上提出一套方案，以建立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至少可以证明这套方案是合理的），而不是建立关于各种个别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些个别的意识形态，无论具有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还是政治的形式，都表达了不同的阶级立场）。 很显然，必须从我刚才提到的两方面出发来讨论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最终要依赖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因此要依赖于在社会形态中结合起来的生产方式的历史，以及在社会形态中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就不可能有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了，因为各种意识形态（从上面提到的两方面，可以把它们定义为不同领域和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有历史的，而这种历史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显然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尽管它本身就包含着这些意识形态。 相反，如果我能够提出一套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的方案，并且如果这套理论正是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必须依赖的一个原理的话，那么就需要提出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命题，我可以把它表达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我们知道，这个提法明明白白地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里。马克思在谈到形而上学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形而上学同道德（这也意味着其它的意识形态形式）一样没有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个提法是在一种明显的实证论语境中出现的。在这里，意识形态被设想为纯粹的幻觉、纯粹的梦想，即虚无。它的所有现实性都在它的外部。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作品，它的地位与梦在弗洛伊德之前的作者们心目中的理论地位恰好是一样的。在这些作家看来，梦是“白昼残迹”的纯粹想象的——即无用的结果,它表现出一种任意的（有时甚至是“颠倒的”）安排和秩序，换句话说，表现出“无序”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梦是想象的东西，是空幻的，无用的，是人一旦合上双眼，就会从唯一完满而实在的现实——白昼的现实——的残迹中任意“拼合起来”的东西。这恰好就是哲学和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在这本书中，哲学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当时，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拼合物，是纯粹的、空幻而无用的梦想，是从唯一完满而实在的现实的“白昼残迹”中构成的东西——这个现实，就是具体物质的个人物质地生产着自身存在的具体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提法正是

以这一点为基础的，因为它的历史在它之外，而在那里唯一存在的历史就是那些具体的个人等等的历史。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个论点是一个纯否定的论点，因为它同时意味着：

1.意识形态是虚无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梦（这个梦是由天知道什么力量制造出来的：不是分工的异化，就是同样作为否定性决定作用的异化）。

2.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中没有历史（恰恰相反，因为意识形态只是对实在历史的苍白、空幻和颠倒的反映），而是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历史。

现在，尽管从形式上说，我希望捍卫的这个论点沿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但是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实证论的、历史主义的论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为一方面，我认为可以承认各种意识形态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尽管这个历史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也可以承认意识形态一般没有历史，但这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它的历史在它的外部），而是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来说的。

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永远不变的，它们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出现在《共产党宣言》所定义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个提法就具有了肯定的意义。 为了在这里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点，我可以回到梦的例子上来，而这一次是要依据弗洛伊德的观念。我可以说，我们的命题（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能够而且也应该与弗洛伊德的命题（无意识是永恒的，即它没有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做法绝对没有任意的成分，完全相反，它在理论上是必然的，因为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如果“永恒的”并不意味着对全部（暂存的）历史的超越，而是意味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而在整个历史范围内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那么，我情愿一字不变地采用弗洛伊德的表达方式：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恰好就像无意识一样。我还要补充说，我发现这种比较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无意识的永恒性与意识形态一般的永恒性不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我相信（至少可以假设），在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无意识一般的理论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提出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这一点也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

为了简化用语，并考虑到上面已经对各种意识形态有所讨论，我将用“意识形态”这个说法直接称呼“意识形态一般”，这样要方便些。我刚才说过，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或者同样可以说，它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它无所不在，在整个历史（=包括社会各阶级在内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中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目前，我的讨论将限制在“阶级社会”及其历史的范围内。

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

为了讨论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论点，我要先提出两个论点，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前者涉及以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所“表述”的对象，后者涉及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论点1：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

我们通常把宗教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等等都说成是各种“世界观”。当然，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意识形态的任何一个当作真理来体验（比如“信仰”上帝、职责、正义……等等），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自己是从一种批判的观点来讨论意识形态的，是像人种学家考察“原始社会”的神话那样来考察它的，就会承认这些“世界观”大都是想象的，也就是说，是不“符合现实的”。

然而，一旦承认这些世界观不符合现实，即承认它们构成了一种幻觉，我们也就承认了它

们的确又在暗示着现实，并且承认了只需对它们进行“阐释”，就可以在它们对世界的想象性表述背后，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现实（意识形态=幻觉[illusion]/暗示[allusion]）。

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阐释，其中最著名的是流行于18世纪的机械论类型（上帝是对现实国王的想象性表述）和由最初的教父们所开创、后来由费尔巴哈和从他那里延续下来的神学－哲学学派（如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所复兴的“诠释学的”阐释（例如对费尔巴哈来说，上帝是现实的人的本质）。事情的本质在于，只要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想象性置换（和颠倒）进行阐释，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以想象的形式对自己表述了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

遗憾的是，这种阐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没有解决：人们为了“对自己表述”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为什么“需要”对这些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呢?

第一种答案（18世纪的答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僧侣或专制君主应当对此负责。他们“杜撰”了美丽的谎言，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服从上帝，而实际上却是要服从僧侣和专制君主；而这两者通常狼狈为奸，僧侣为专制君主的利益服务，反之，专制君主也根据相关“理论家”的政治立场行动。因此，对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有一小撮寡廉鲜耻的人，把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建立在他们想象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虚伪表述之上，这样他们就能用统治人们想象力的方法来奴役人们的心灵。

第二种答案（费尔巴哈的答案，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曾一字不变地接受了这个答案）要更“深刻”，就是说，在它的虚假性上也要更“深刻”。它同样在寻找并找到了对人们的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和歪曲的原因，简言之，找到了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进行表述的想象中出现异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再是僧侣或专制君主，也不再是他们主动的想象和受骗者被动的想象。这个原因就在于支配着人们自身生存条件的物质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和其它地方，马克思就是这样为费尔巴哈的观念辩护的：人们之所以对自己做出了关于他们生存条件的异化的（=想象的）表述，是因为这些生存条件本身发生着异化（《1844年手稿》说：是因为这些条件受到了异化社会的实质——“异化劳动”的统治）。

因此，所有这些阐释都紧紧抓住了它们作为前提所依赖的那个论点，即：我们在意识形态中发现的、通过对世界的想象性表述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人们的生存条件，即他们的实在世界。

现在我就可以回到我已经提出的论点上来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实在生存条件、他们的实在世界，相反，在那里首先对他们表述出来的是他们与这些生存条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处在对实在世界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即想象的）表述的中心。正是这种关系包含了必定可以解释对实在世界的意识形态表述带有想象性歪曲的“原因”。或者，不谈什么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提出这个论点：正是这种关系的想象性质才构成了我们在全部意识形态中（如果我们不相信它是真理的话）可以看到的一切想象性歪曲的基础。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一些个人占据着生产、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实践的当事人的岗位，对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的表述，归根到底是从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其它关系中产生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所有意识形态在其必然做出的想象性歪曲中所表述的并不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其它关系），而首先是个人与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那些关系的（想象）关系。因此，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在关系在意识形态中发生想象性歪曲的“原因”问题就消失了，而且势必要被一个不同的问题所取代：如果说社会关系主宰着个人的生存条件以及他们的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那么，为什么对这些个人做出的、关于他们与社会关系的(个人)关系的表述必然是一种想象的关系呢？这是什么性质的想象呢？以这种方式提问题，既推翻了根据“小

集团（clique）” 、个人集团（僧侣或专制君主，这些个人是伟大意识形态神话的创造者）做出的解释，也推翻了根据实在世界的异化特性做出的解释。在稍后的阐述中，我们就会看到其中的原因。现在，先让我告一段落。 论点2：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

我以前在谈到那些看似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观念”或“表述”等等其实并不具有一种观念的[理想的]或精神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的时候，就已经触及到这个论点了。我甚至提出，各种“观念”的观念的和精神的存在，完全产生于某种关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本身的意识形态；我还可以补充说，它完全产生于某种自有科学以来似乎就“建立了”的这个观念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完全产生于科学工作者以他们自发的意识形态对自己表述为（真实的或虚假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个以肯定命题形式提出的论点还没有得到证明。我只想请读者——比方说——以唯物主义的名义友善地对待这个论点。证明这个论点是必需做长篇大论的。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的性质，那么，关于“观念”或其它“表述”具有物质的而非精神的存在这个论点，当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确切地说，对任何意识形态的一切可能的严肃的分析，都会以直接经验的方式让每一位观察者有所发现，但是，不管观察者具有怎样的批判性，却只有这个论点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这些发现的意义。 在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实践时，我曾说过，每一种意识形态机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现（这些——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等等——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是由它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来保障的）。现在我要回到这个论点上来：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 当然，意识形态在某种机器及其实践当中的物质存在，与一块铺路石或一枝步枪的物质存在有着不同的形态。但是，尽管冒着被误认为一个新亚里士多德派的风险（注意：马克思非常尊敬亚里士多德），我还是要说，“物质[质料]是在多种意义上而言的”，确切地说，它存在于不同的形态当中，而所有这些形态归根到底都源于“物理上的”物质。

说过这点之后，我就可以继续深入下去，看看在“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些“个人”生活在意识形态当中，也就是生活在对于世界的确定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表述当中；表述的想象性歪曲取决于他们与自身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换句话说，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想象关系（意识形态=与实在关系的想象关系）。我要说的是，这种想象关系本身就具有物质的存在。 于是我观察到这样的事情。

一个个人会信仰上帝、职责、正义等等。（对于每个人来说，即对所有那些生活在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把意识形态归结为各种观念，并把它们定义为精神的存在——当中的人来说）这种信仰源于这个个人的观念，即源于这个作为有意识的主体的个人：他的意识里包含了他信仰的观念。以这种方式，即借助于这样建立起来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的”配置（一个被赋予了意识、并在这种意识中自由地形成或自由地认识他所信仰的观念的主体），这个主体的（物质的）姿态也就自然地出现了。

这个个人具有这样那样的行为方式，采取了这样那样的实践的姿态，而且，更重要的是参与了特定意识形态机器的某些常规实践，他作为主体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自由选择的观念就“依赖于”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如果他信仰上帝，他就去教堂做弥撒、跪拜、祈祷、忏悔、行补赎（就这个说法的通常意义来讲，也曾经是物质性的），当然还有匍匐悔过等等。如果他信仰职责，他就会采取相应的姿态，并“按照正确的原则”把这些姿态纳入仪式化的实践。如果他信仰正义，他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准则，甚至会在这些准则遭到亵渎时提出抗议、联名请愿和参加示威游行等等。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在线全文阅读。